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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我在新繁工作概述
2008-3-3 来源:本站

■张汉卿

 

  我原是晋绥军区警备二团政治部主任。警二团的任务是给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守警戒。1949年随晋绥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进军西南到成都后,这个团便改为公安总队,即成都市警司的前身。

1950年春节前后,成都附近局部地区出现土匪叛乱,在解放军追剿下,叛匪溃散,叛乱暂时平息。到同年4-月份,叛匪又纠集成股,进行叛乱,他们夺乡镇,围县城,来势汹汹,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5月,川西区常委令我率一个连的兵力,速驰彭县协助地方剿匪、征粮。战斗一个月后,区党委复令我留在彭县任县委副书记。

同年9月,我又奉川西区党委之命,调新繁县任县委书记。是时,原任书记周仲达患病逝世于医院,因当时中心工作紧迫,干部调动频繁,对这位书记的后事如何安排,遗骸埋葬何方,至今仍无人知道,每念及此,心中痛楚万分。因工作需要,副书记石宏已调离新繁,去温江担任县委副书记。当时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只有县长曹云生、公安局长李宙魁、县委组织部长李华。在领导干部严重缺乏,形势极为险恶的情况下,曹云生他们依靠党的政策,依靠广大群众,进行了许多艰巨的斗争。我到新繁时,猖獗一时的土匪叛乱已经平息,征粮工作进入加紧入库阶段,政权建设、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解放后的新繁,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党的政策已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开始认识到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必须摧毁旧制度、旧政权,建立新制度、新政权。但是,当时代表新繁旧制度、旧政权的反动势力虽然在征粮剿匪中受到一定的打击,却还没有摧毁,能量还很大,群众还心存畏惧。要继续打开新的工作局面,斗争仍很艰巨。究竟应当从何入手呢?我根据上级部署,结合新繁实际进行分析,觉得至关重要的是首先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县委。于是我们向川西区党委作了报告,区党委组织部于19501013发文通知:经川西区党委批准,张汉卿任县委书记,曹云生、李宙魁、邓玉林、王良骏、李华、项宝任委员。从此,我们县委一班人,团结一致,相互支持,迅速充实、调整县级机关和各区乡的领导力量,开展一场接一场的斗争,并连续取得胜利,受到川西区党委的表扬。现将能记忆的往事回忆如次:

 

建立政权掌握武器

广大农民,亦包括其他劳动人民,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彻底翻身,必须要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武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到新繁之前的7月,在石宏等同志领导下,已开始在农村组建乡村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自卫队。到9月,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因为当时只是发动农民学习农协会组织通则,报名入会,选举干部,农协会和农民武装的作用和威力还没有显示出来,所以代表农村封建势力的反动阶级分子,还在暗中观望、讥笑,说什么“黄泥巴脚杆要坐天下,不那么容易”。然而广大农民在党的教育下,却深知组织起来就是力量这个真理,他们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一举砸碎旧乡保制度,旧乡保长随之靠边,集中到县里集训。凡是农协会决定的事,贯彻起来畅通无阻,没有人说一个不字。这时,反动阶级眼看自己陷入灭顶之灾,慌了手脚,于是又千方百计地对农会进行破坏,妄图搞垮农会。他们的罪恶手段有:(1)伪装积极,混入农会,篡夺领导权。高宁乡一个土匪当了村农会主席,表面伪装积极,暗中却串连上匪、叛乱分子,向他们壮胆说:“不要坦白,不要缴枪。”龙桥一个坏分子混入农会当了主席后,公开给地主打气,说什么“押金退不退没关系,有我给你们扎起”。坏人混入农会的事例,数禾登乡一个分会最为典型,包括主席在内只有11个委员,其中就有7人分别属于土匪、乡丁、流氓和参加叛乱的分子。(2)同农协干部攀亲求情,软化干部斗志,达到包庇自己的目的。新农一个分会委员的堂兄是惯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群众十分痛恨。农民代表刘黄氏揭发了他的罪行,他便对刘怀恨在心,遂于1950农历腊月十八日凌晨,伙同另一土匪将刘黄氏活活勒死后,畏罪潜入这个委员家中哀求,这个委员终于丧失立场,窝藏不举。(3)施以小恩小惠,腐蚀农会干部。竹友乡有两个分会主席,常为地主叫苦,硬说地主退不出押金,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工作不能推动。经过调查,发现他俩经常钻进地主家吃喝。有个乡一个分会主席,接受了在押土匪家属的贿赂后,以主席身份保释土匪。除上述外,阶级敌人利用女色勾引,投毒、暗杀等破坏农会事件,常有发生。

为了纯洁农会干部,增强农会战斗力,在县委领导下,对乡村农会进行了多次整顿,清洗了不纯分子103人,普遍进行正面教育,学习农会通则,开展评功摆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顿,农会担当起了带领群众推翻封建统治的重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农民武装自卫队是在建立农会的同时组建的。这支武装在农村一出现,就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使阶级敌人丧胆,农民振奋。到开展“四大运动”时,全县已有武装队员5000余名,他们开展了以下主要的斗争:(1)在全县交通要口设立武装盘查哨(站)154个,盘查过往可疑行人。当时口号是“天下农民是一家”,凡是要出入乡村,都必须向在盘查哨执行任务的武装队员出示路条,经查验后,始准进出。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就盘查出从灌县、彭县、崇宁逃亡入境的匪首8人,挡获本县地主疏散的财物20余件。由于到处都有哨(站),阶级敌人已是插翅难飞了,他们哀叹道:“看来跑是跑不脱了。”(2)成立远征队,缉拿逃亡地主和匪特。武装队员们自筹路费,自带干粮,跋山涉水,到雅安、彭山、汶川等地,缉回逃亡匪首、地主71人。(3)调查收缴匪特、地主私藏黑枪。经过农民武装的努力,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全县共缴获(包括剿匪期)火炮1门,机枪27挺,步枪374支,手枝786支,炮弹36发,枪弹28000多颗,电台7部。(4)护仓守库。19501113,全县各乡已按所征公粮数额,在指定仓库如数入库,为了保证军需民用,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各乡均抽调20名精壮队员组成护库队,日夜轮流护守。他们在仓库附近挖水池,垒沙包,以在意外时备用。我们对各仓库采取这些保护措施,群众清楚,阶级敌人也知道。然而阶级敌人的本质决定了他们要同人民作对,竹友乡一个坏分子在一天深夜,潜伏仓库附近,企图放火烧仓,当场被护仓队员抓获。

 

减租退押农民翻身

减租退押,是打垮封建制度的重要一步,必然会引起阶级敌入的疯狂反抗,因此,在开展减租退押的同时,必须清匪反霸。

19501116,新繁县人民法庭成立。从此,法庭即与县公安局密切配合,将在押匪首、敌特的罪行材料逐一调查、核实,到1951210全部结案,将其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召开公审大会镇压。接着于12日,县召开第二次农代会,动员深入开展清匪反霸。农民代表经过讨论,提出应予扣捕203人。会后,县委将这203人的名单,按其所属乡镇分别返回,由乡农协会和乡工作队慎重研究审查,确认系罪大恶极者再报县委。县委扩大会议(法庭、公安局、法院负责人参加)最后核准扣捕156人。217,各乡农民武装统一行动,将156个阶级敌人一举扣回,无一漏网。这些措施,震慑了阶级敌人,推动了退押工作的深入发展。

在开展“吐苦水,挖穷根”的阶级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群众觉悟的基础上,退押工作于195010月先在城关试点,由于领导力量集中,政策宣传得透彻,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全城参加劝说、催收、调查组的店员、工人、居民即达800余人。开初工作较为顺利,一些在新繁颇有影响的开明地主如周荃叔(以后任温江专署副专员)等带头退清押金,退押工作初步形成高潮。有时一天能收到15万(折价)斤米。1126进入催收阶段,出现顶牛局面,有的地主公然讽刺开明地主,说什么“你开明,你带头,人民政府还是不会赏你”;有的在群众中散布“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多的多退,少的少退,莫得的不退,我没得,所以不退”;有的则公开抗拒,威吓说:“要钱没得,要命就有,我一家人你们拿去杀了吧!”虽经说理斗争、劝说、谈判,仍然收效不大,退押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群众情绪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县人民法庭于123,召开有15000余人参加全县公审大会,表彰开明、守法地主,镇压了两个顽固地主,大挫了不法地主的气焰。这次公审会后,地主龚吉三的老婆立即拿出黄金3两多退押。持观望态度的不敢观望了,准备硬顶的不敢再顶了,退押工作又深入向前发展了。为了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于125抽回四个乡的工作队长和15名干部,加强城关退押工作的领导。这时一些地主紧张了,他们说:“看阵仗不对了,不退脱不了手了。”城关各保退押工作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规定地主每天汇报退押进度,宣布应守规则。接着在10日这天,又召开全县近2万人参加的退押大会,斗争了三个不法地主。由于组织工作不够细密,会上出了一点毛病:气愤已极的农民涌上台把被斗争的地主拖下台吊打;一些佃户找到了自己佃田的地主,要他们表态。一时会场混乱起来,经过会场主持人的劝阻,大会秩序才恢复正常。农民的这一举动,却使地主看到众怒难犯,当场就有188户地主订出3天、5天或10天退清押金的计划。会上还给28户佃农发放了应退押金,大大鼓舞了农民的斗争情绪。但退押毕竟是一场摧毁封建统治的斗争,不可能一帆风顺,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部分群众产生急躁情绪,对一时没有退清押金的地主不加区别地吊、捆、跪等。县委发现这一情况,及时提出“打必中,斗必准”的斗争策略,要同地主斗智。西街地主戴二兴横顺说他退不出押金,经过说理斗争和谈判后,把床卖了,夜里睡在地上,最后把供祖先的神龛也卖了退押,他也一再向保工作队哀求,说“家里已一贫如洗,实在退不出了”。但群众一算他的经济账,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大家说把他儿子找来,谈了半天,他儿子说他在外读书,家里情况要父亲才清楚,不过他同意与劝说组一道找父亲说理。劝说组同他去到戴二兴家中,见戴二兴满身泥灰,问他在干什么,他神色慌张地回答:“糊灶头。”劝说组一边继续追问,一边派人搜查,发现灶背后有一堆新土,刨开一看,几根黄灿灿的金条露了出来,一称,10两零6钱!从此以后,各工作组都注意了调查研究,掌握确凿证据,与地主说理谈判,退押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在城关试点先走一步的基础上,11月全县各乡的退押工作先后开展。其间,群众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尤以清白乡创造的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追悼会,最为生动、典型。清白乡在解放前20年间,被地主阶级逼迫致死的农民达283人,农民们用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于19501123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参加这次追悼会的有农民、村干部、学校师生代表3000余人,人人头缠白孝帕,臂缀白纸祭花,在哀乐声中含悲列队进入会场。追悼会开始,四村罗王氏平时寡言少语,当着多人说话胆怯脸红,这天她却疾步登台,面对几千人控诉道:“恶霸地主罗少南叛乱时打死工作组杨同志后,又把我儿子打死。”控诉至此,她愤怒呼喊:“罗少南呀!你好狠毒啊!”接着,又有一些农民上台控诉,一时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这次追悼会,使农民深受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对地主阶级的仇视和愤恨。之后,全县都推广了这一经验。

19514月,退押进入扫尾阶段,工作重点转入到生产、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这些情况,我将继续回忆,把它记述下来,以饷读者。

 

(本文作者1950年任新繁县委书记,后调任成都地质学院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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