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岁月留痕 > 第5辑  
活捉黄光辉 铲除“元通国”
2008-2-29 来源:本站

———回顾崇庆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梁进学

 

一、题记

说起崇庆县(今崇州市,下同)三十六万人民(解放初期全县人口数)的解放,就必然要说到1950年上半年那场紧张而又激烈的剿灭黄光辉匪帮的斗争。我在第一线参加并经历了这场斗争,但由于当时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能尽窥这场斗争的全景,也不可能亲历斗争中的所有细节。事后的数十年间,我和不少共同参加过剿匪部队的一些同志,不时回忆起那难忘的岁月;也有幸多次接触到过当时剿匪斗争的同志,听他们谈到了一些我未能见到过的具体情节。在179师工作过的我的舅父李建唐同志(已于1994年初去世),多年从事收集和编写军史资料工作,向我先后提供了他们部队当时在川西剿匪,特别是活捉大匪首黄光辉的具体文字资料。我还参阅了县志办同志写的一些书面材料。这样就使我能够把事关崇庆人民真正得到解放的那场剿灭黄光辉匪帮的激烈斗争大致勾画并记录出来。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让后人知道这一段历史事实,定会有所启迪。对在剿匪斗争中牺牲了的同志,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二、初识“元通国”

对于参加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的同志来说,我们不少人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没想到蒋介石、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垮的那么容易,兵败如山倒,几乎没有怎么打,就全垮了;再一个是没想到胜利之后,又经历了那么一场残酷而又激烈的剿匪斗争。川西各县的革命烈士陵园里,埋葬的几乎全是剿匪中牺牲的同志。

194912月的中下旬,十八兵团在前,我们西南工作团在后,以日行九十至一百多里的速度,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于1230进入成都。事先分配到各专、县工作的同志,也马不停蹄地分头到所去的专、县。

195014,军代表(县委书记)张敏,县长姚体信和张竞、庞汉元、茹彬、茹宪瑞、金培仁、李克耻、王建毅、张保生、郝若愚、郝维章、武勇、刘官海等首批十四个同志到达崇庆县,宣布实施军事管制。17,我和姜杰、崔桂林、何子清、史文进、李忠雄、齐新民七人接着步行到崇庆县。我们这21个人,全是西南工作团的,但都穿着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服。我们后到的几个人,头几天就住在县府大堂前东厢房的地板上。

此时,崇庆县存在着一个叫做“崇庆县解放委员会”的机构,就设在原县政府,主任委员是大恶霸、伪县参议长,曾被伪省主席王陵基在19491016委任为反共救国军师长的黄润琴。他们也有公开的军事组织,就是黄润琴的反共救国军的原班人马,在成都解放前十天,于19491220摇身一变打出了“川西南人民协作军”的旗号。这个“协作军”由国民党军队原旅长黄鳌为司令,黄润琴为副司令。他们自行宣布“协作军”起义,崇庆县于1221和平解放。我们到达崇庆县后,19,军事代表张敏命令宣布“协作军”复员解散。112,崇庆县人民政府成立,同时宣布所谓的“解放委员会”结束。但我们仍看到黄润琴还在县政府内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据说,过去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都要先拜“元通国”黄家这个“码头”,才能坐得稳椅子。黄润琴在1226我军即将进入成都之际,还公然叫嚣:“就是共产党来了,也要通过本地人才能把事情办通。”但我们共产党、解放军偏不买他这个账。黄润琴也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妙,便暗中疏散了贵重财物和家小,并于127偷偷溜回到他的老窝“元通国”,与他的侄儿黄光辉密谋策划攻打解放军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去了。

这里要说一下崇庆县怎么会有一个“元通国”?元通,是距崇庆县西北方向二十多华里的一个较大的集镇,紧靠西河,一条主街三弯九倒拐蜿蜒两三华里,很是繁华热闹。街上居住的黄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两辈人中即出了几个“大人物”:一个是“老旅长”黄润馀;一个是“新旅长”、国民党立法委员黄鳌;再一个就是控制、操纵了全县的反动党、政机构,身任县参议长,封建袍哥组织“唐安总社”头子的黄润琴。他们的侄儿黄光辉,193418岁时就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曾截击我北上抗日的红军,1939年,又任元通场袍哥“景福社”舵把子。他仗其父辈权势,巧取豪夺,有田数百亩,公馆两幢,豢养着荷枪实弹的匪徒三百余名。又充当着李子明、周四维、彭献廷等匪首的后台,还勾结着茂、汶一带匪首宋国太等,干尽了贩鸦片、抢劫百姓及过往客商的罪恶勾当。川西解放前夕,黄光辉同三江镇的大匪首李译儒等参加了蒋介石在成都军校办的“游干班”,建立了武装暴乱的核心组织“设计委员会”。19491221(正是这一天,黄润琴在城关打出了“崇庆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协作军”的旗号),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率残部逃窜到崇庆怀远一带时,黄光辉带匪徒亲自护送,王陵基当面委任黄光辉为反共救国军团长,次日又改委任黄为师长,并赠送机枪三十挺,步枪五百余支,“关防”大印一枚。19501月上旬末,“协作军”被我军事代表宣布解散复员后,黄光辉有计划地将该部千余人、枪“沉入乡间”,待机行动,准备武装暴乱。130,黄润琴从元通潜往成都与黄鳌会合。2月上、中旬,黄鳌和黄润琴都曾派专人向黄光辉送信通消息出谋划策。此时,川西区党委统战部长李宗林,通过崇庆县人、“民革”的朱戒吾先生向黄鳌、黄润琴发出警告,要他们传话给黄光辉,不要自走绝路。但“二黄”态度蛮横,不为所动。黄光辉按照王陵基和“二黄”老辈子的旨意更是加紧活动,接连召开秘密会议,既同周围各县准备暴乱的匪首联络勾结,又组织本县各乡镇的反动乡镇长和大小匪首加快暴乱的准备。各种迹象表明,极端反动的“元通国”之王,绝对不会自动失去他们的天堂,正在磨刀霍霍,要向新生的红色政权扑杀过来了。

我们到崇庆一放下背包,就在军事代表张敏同志的领导下,参加接管工作。开始搞接管工作的人很少,加上地下党陈万堂、段贵纲他们,也只有三十来个人。我分到文教部门搞接管。县委宣传部长兼县政府教育科长张竞,正准备在县女中集训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就叫我独自一人到县民教馆和县立中学去接管。我先去县民教馆,听了馆长何学培的汇报,看了馆内情况,就叫他把图书馆先贴上封条,等清理后再开放,博物馆和公园仍照常开放。然后到县立中学,校长卫佑真汇报了学校情况,引我看了学校的设施,我只说了学校的领导人员等县人民政府任命,公民课取消,图书馆未清理前暂时封闭等事情。

一月中旬,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连续发出征粮工作的紧急指示,为解决入川数十万部队(国民党起义数十万部队)、接管旧政府大批人员和城市数十万市民的粮食供应任务,要求把征粮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我军各部队也同时抽出大批中、下级干部,下到各县的农村搞征粮工作。派到崇庆县征粮的我军营、连、排、班干部,约百人左右,他们连同我们南下到崇庆工作的部分干部一起,又带了一些本地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十多个征粮工作队,分头下到全农村进行征粮。县上也派我下去参加征粮工作。我带着南下时的背包和三八式步枪,过了西河,到朱氏街粮食仓库住下。我们这个工作队只有六七个人,除部队下来的王有才同志和我是穿军装的外,其余几个都是新吸收的本地青年学生和一个小学教师侯涵清。我们只负责合兴(现西江)和济协两个乡的征粮任务。

此时,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机构还原封未动。我们遵照上级指示,控制使用原乡保人员,要他们按照我们“粮多的多征,粮少的少征,无粮的不征”等一套政策来完成任务。我们工作队分工,王有才主要抓合兴乡,我主要抓济协乡,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分头行动,晚上一起汇报研究工作。

济协乡虽然人口只有万把人,但上有济民场,下有协和场,十多个保,拉扯了十来里路长。济协乡的实权派人物是大恶霸地主、袍哥舵把子雷绍华,他当过好多年的伪乡长,和“元通国”黄家勾结很深。1948年,他把乡长职务交给了他的儿子雷家裕。其时雷家裕年龄不过三十,并在成华大学读过几年书,从思想到政治行动却相当反动。他父子二人已同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分子,及黄光辉等土匪武装,有了密切勾结,并在其家中收罗豢养着国民党散兵人枪数十。我每天从合兴到济协,先紧紧控制住雷家裕,和我一同到各保找保长征粮。雷一面应付我,不得不和我一道到各保去,一面又和郭保芝等匪首暗中往来,密谋反革命暴乱。不知是为了摸底,还是别有企图,有一天在乡间小路上走着,他问我:“你们工作队为啥子只背长枪,不带手枪?”说着撩起长衫子从腰间摸出两支手枪,在两肋下同时用大拇指一顶,子弹上膛,朝树枝上噼里啪啦一阵枪响,树叶纷纷落下,问我:“这手艺如何?”我说:“只有为人民打仗用枪,才说得上好手艺!”他没有再说什么。而我却已感到:这可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反动家伙啊!晚上回到合兴,我向王有才他们谈了这个情况。没有几天,大约是二月初,县上得到情报,黄光辉、雷绍华等在雷家聚会,商议暴乱。23日晚,县上派人包围雷家,进行捉拿,但被雷发觉,雷家裕连夜带上数十人和武器(据说还有两门迫击炮)逃到大邑山区。县上立即派思想进步,靠拢我们的本地青年龚选卿来当乡长。为了使保长们服从他管,待龚到后当天晚上,我们工作队带上两挺机枪和其他武器,到济民场召集济协乡各保长开会,宣布龚选卿当济协乡乡长,要各保长服从他的领导,搞好征粮工作。当时的工作非常艰巨,乡保人员明拖暗顶,快一个月了,我们两个乡才收到20多万公斤公粮。

 

三、城墙内外,激烈战斗

1950213(阴历腊月二十七日),正吃早饭时,我们接到县上紧急电话,通知我们工作队立即回县。我当时还以为是通知我们回去过大年,但心里又想:过年为什么这么紧急?吃完早饭,我们立即回县,进城后,我未休息即去县女中看张竞(他正在集训全县中小学教师)。这时城外已响起枪声,城门也很快关闭了。原来县上已得到情报,川西各县已经大面积发生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封建会道门等各种反动势力集结在一起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并作了紧急准备,一面通知各征粮工作队立即撤回城内,一面果断决定,把城内的原国民党警察大队全部解除武装,集中控制起来。就在这一天,黄光辉指挥着各路大小匪首、地主恶霸、反动乡保人员带领的三千多匪众,包围了县城北门外一带。匪首雷家裕伙同大邑过来的土匪共一千余人,包围了西门外一带。大匪首李泽儒等正从三江一带准备向东、南门围来。曾当过国民党军伪旅长的王耀祖也配合黄光辉,准备攻打东门,但行动迟缓,攻击不力。

这时,散布全县的十多个征粮工作队大部分都已撤回。而离县城最远的街子乡工作队十一个同志,未及撤回,全部被土匪杀害于怀远、双河等地。白马乡等工作队亦有少数同志在撤退中被土匪杀害。怀远工作队随同驻怀远部队一个连,边撤边打,在元通二江桥头与土匪激战,部队牺牲了二十多人,于县城被围之际,接应回城。我听别的同志说,姜杰在从怀远撤回来时,除武器、背包外,还把工作队伙食团未吃的一颗几斤重的莲花白,背在身上,边走边打,五十多里路,也未丢掉,一直背回城内。在城内,我军部队仅驻有180538团团部和一个侦察排、一个炮兵连(有六门八二迫击炮),再加上从部队抽调来参加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和我们南下入川到崇庆工作的同志,以及地下党的同志,总共不过三百人左右。在靠近城西北角的驻军团部(即现在的市委机关大院),成立了由县领导和驻军团首长组成的指挥部,统一指挥对匪作战。指挥部决定我们这三百来人,大部分上城墙,少部分在城内维持秩序和守护机关。我们都增发了武器和弹药。在城墙上,每个城门楼都配有一挺重机枪,还赶修了里外两面工事(既能对外打,又能对里打),准备若土匪有内应或者进了城,我们就在城墙上固守,再配合援军歼敌。城西北角西湖塘架着六门八二炮,测好各个弹着点的标尺。城内县政府前面的十字街口中心,也修了一个地堡,里面布置了几挺机枪,可控制四面主要街道。

围城的数千名匪徒,除周四维、李子明及雷家裕所率的股匪较为剽悍顽强外,多数是乌合之众,有不少还是胁迫来的农民。所以我们能以少胜多,打得他们屁滚尿流。214日早晨,土匪开始攻城,我守城同志沉着迎击,土匪一阵阵乱吼叫乱打枪,却不敢近前。当夜我军小分队主动出城出击,除歼敌一部外,还俘虏了一二十人。交给地下党段贵纲他们突击审讯,获得不少情报。215日夜,匪众猛攻北门和西门一带,并抬着竹梯意欲爬城墙,尤其是城西北角,战斗更加激烈,我守城部队待敌人接近时,各种火力一阵猛打,迫击炮弹和照明弹齐放,匪徒慌成一团,除打死的以外,到处乱窜乱跑。我小分队乘机出击,杀伤了不少匪徒。当日,黄光辉的攻城先锋周四维,率领“敢死队”,亲自抱着机枪,猛冲北门,被我炮火击中大腿,造成重伤,大挫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乘势冲出北关,连续冲锋,杀伤敌人数十人,俘敌近百人,胜利从北门返回。16日,我军又从西门出击,毙伤匪十余人,俘匪首戴大鹏以下三十余人。217,也就是正月初一,我军180540团两个营从温江方向前来增援我们,早上从东门进城,上午就出城击溃了北门外的匪徒。但西门外的战斗却异常激烈,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才胜利结束。黄光辉匪帮曾扬言“正月初一要在城内过年”,完全彻底落空了。

在土匪攻城的这几天,我和李克耻、张保生、郝维章四个人,留在县委机关(当时设在小北街县银行一个四合院内)守护文件、电话和机关安全。张敏他们已到指挥部去住了。我们四人都配了长短枪,枪不离身,晚上轮流睡觉,睡时不脱衣服。由于大邑县城被土匪占领,大邑的同志和地下党周鼎文的川康游击队百余人这时已撤到崇庆县城,他们也配合我们做一些维持街面秩序的工作,所以城内气氛虽然紧张,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轮流上街走动。围城的第二天,我去指挥部看张敏,他正在草拟标语口号,其中有一条是“乡警队,往后退,我们专打黄光辉!”我怀疑这一条起不到好大作用,因为乡警队基本上是听从伪乡镇头子指挥的。他说:“为了分化瓦解敌人,还是要有这一条。”随后我即从指挥部后面出来,经过西湖塘我们的炮兵阵地,从西北角上了城墙,往西门方向走。城墙上挖了不少两面工事,还堆放了一些碗口到水桶那样粗的长圆木。我们守城的同志,并不太多,每隔十来个城堞,只有两人或三人一堆,架起机枪、步枪,注视着城外。城外的枪声很密,也有阵阵吼声,我们的同志并不多打枪,只是看清楚了,瞄准后再打。我走到西门城楼,见有十多个同志在那里坚守。西门外的城壕内靠城墙原有一排草房已被烧毁,我以为是土匪放火烧的,我们守城的同志说:“为了防止土匪爬城墙有掩护物,影响我们的射击视界,是我们放火烧的,过后再盖起来就是了!”我返回指挥部,向张敏说了我看到的城墙上的情况,他笑着说:“东面和南面城墙上我们的人还要少,只能来回游动着对付敌人,不过我们布置有疑兵,还有小分队不时出击,敌人弄不清楚我们有多少兵力。”

当时令人恼火的是,拿钱买不到东西。街上商店基本上都关了门,要买东西就得敲门。我们没有盐吃了,就上街敲开卖盐商人的门,可是人家不要我们的人民币,而我们手里又没有银元,逼得我们给他打欠条,事后再付银元。

217,也就是正月初一,我们的援军从温江一到崇庆,上午就把东门和北门外的土匪打散,逃窜而去,午后即从西河坝包抄过去,会合从西门出去的部队,把土匪压缩在金带街上打。下午四点左右,我出去到西河边和金带街去看,看到街头河边打死的一片有好几十个,街上被打死的土匪也东一个西一个到处都有。这些被打死的土匪,大都腿上裹着毛毡片,脚上穿着麻窝子草鞋,看来是山上下来的惯匪。我走到唐安小学门口,只见对面一座二层楼房里还有二三十个土匪坚持顽抗,拒不出来交枪。进入这个楼房的过道很窄,我们部队一冲进去即被打中,先后牺牲了四个同志。此时忽然又从房里扔出一颗手榴弹来,把我挨身的一位战士腰部炸伤了。大家气愤极了,决定四面包围住,用炮来轰。几发迫击炮弹一炸,里面的土匪一下全跑出来,除打死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活捉。这时,已近黄昏,整个战斗也结束了。我回到县委机关大院,看到随增援部队来的地委机关的张林超和地区公安处的张荣,正坐在阶梯上和张保生等摆谈。我向他们说了西门外的打仗场面,张林超笑了笑说:“看来你们这里比温江还要打得紧张激烈一些。”

 

四、追剿黄光辉

城关解围后,增援来的我军180师和540团大部和538团大部及170536团一部,马不停蹄,立即转入了对黄光辉等匪部的主动进剿。218,即正月初二538团两个营经大罗寺,冲进元通镇,直捣黄匪老窝,次日返回县城。同一天,540团两个营和536团一部,经金鸡、大划,追击到三江镇,与李泽儒匪部激战一天多,歼敌近百,予李匪重创。李匪逃到大邑、邛崃一带,屡经我当地驻军打击,遂土崩瓦解,李泽儒本人偷偷藏匿成都。也就是这一天,我军538团一部从西门出击雷绍华、雷家裕及陈楚生等匪部,雷率五部逃到大邑山区,陈辗转逃到东关、万家,与黄光辉会合。至此,县城周围及附近已无大股匪徒公开活动。

但是,黄光辉这个坚持与我为敌到底的大匪首,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一面加紧同灌县、温江、大邑等地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和聚众暴乱的大匪首多方联络,一面在万家、怀远等地,不断召集所部大小匪首和地方恶霸多次开会,策划“反攻”,并抢粮上山,准备“再干”。

在部队数次出城追击近郊股匪的同时,县领导亦组织我们进行总结和布置下一步工作。当时决定,主要任务是坚决进剿股匪和继续开展征粮工作。而进剿的主要打击对象,则是聚集在怀远、万家、三郎一带的黄光辉匪部。为了准备上山下乡,我急需添置一双袜子。这时刚好领到头一个月的津贴一万八千元(旧币,折合新币一元八角钱),我拿到街上,买一双线袜最少得给一万九千元,只好又向别的同志借了一千元才买成。

225,即正月初九的晚上,538团二营的解放军和县委书记张敏亲自带领我们剿匪征粮工作队(包括地下党员段贵纲带领的三十多个崇大新支队安顺区队游击队员),趁夜深人静之际,悄悄离开县城出发了。出西门,过东关,绕大邑青霞,再转入无根山,黎明前包围了怀远镇。天亮时,我们从东、西、南三门进街,只遇到小股土匪,打死和抓获了一些,其余散逃而去。怀远当地的暴乱匪首除乡警队长杨绍华在西门被击毙外,镇长左文光逃出北门未抓到。我们一进怀远,上午即上街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破除敌人散布的“共产党要开红山”等反动谣言,稳定人心。下午我和史文进出东门,一直走到与元通交界的崇福桥,也没有见到几个人,天黑前返回街上。这时我看到工作队的一些同志正在和张敏政委争吵。原因是当天在怀远河坝的乱石滩里,找到了被土匪杀害的我们街子乡征粮工作队几个同志的遗体,其状甚惨,有的被挖了眼,有的还用木棒从口腔打进腹腔。大家气愤异常,马上要用恶霸地主家里的缎子被盖裹尸,而张敏同志坚决不准,提出要注意群众影响,服从纪律。最后还是说服了大家,抱绸缎被子的几个川康游击队员又把被子送回原处,仅用白布裹了被害同志的遗体。为了尽快歼灭黄光辉匪部主力,部队在怀远稍作停留后,第二天即到三郎(今三郎镇,下同)、街子巡逻追剿,我随同前去,到三郎乡乡长杨家翰家和街子乡政府,连一个旧乡政府人员都没有见到,他们已全部望风而逃。接着部队进山,到万家、家和茂县、汶川的水磨沟、三江口一带深山追剿,我们工作队除李忠雄随部队进山外,其余都留在怀远工作。

我们工作队和驻怀远的一个连,继续在怀远街上宣传剿匪的大好形势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并收缴土匪藏的枪支弹药。头两天,群众顾虑很大,没有人敢和我们说话。第三天晚上,猪市坝附近卖板鸭的牟海山,才开始同我和王建毅开腔说话。他说“解放军好”。此人虽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也无文化,但这是怀远街上第一个敢同我们说话的人,我们很重视,不久就把他安排到镇上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成立县联社时,又叫他当了副主任。

我们在怀远住了一个多礼拜,张敏和茹彬、段贵纲及川康游击队等大部分同志就回县上去了。因为他们还要开辟其他区、乡的征粮剿匪工作。这样留在怀远的就只有姜杰、王建毅、李克耻、张保生、何子清、齐新民和我等几个南下的同志,另外还有新吸收的十多个知识青年。我们除抓怀远镇24条大小街道上的工作以外,有时也出去下乡到一些保上工作,部队抓回的散匪,也交给工作队进行审讯,以查清匪情。我们从到怀远起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只能和衣抱枪而卧。这样十几天就开始长虱子,因无换洗衣服,虱子越长越多。我不久就染上疥疮,奇痒难忍。鞋子跑破了,就学着穿草鞋。当时我没有钱,有的同志身上有几个钱也买不成东西,因为街上交易老百姓不要人民币,只要银元、镍币或者是米。县财政科长金培仁知道这个情况后,发第二个月津贴时,就不给我们发钱了,而给我们每人发两条“双釜”牌低档纸烟,那时我不吸烟,想把烟变成钱,又顾面子不好意思去卖给别人,还是李克耻拉着我,上街把烟相因卖给烟铺子,换回能够买几双麻窝子草鞋的钱。

 

五、李子明缴械投降

3月上旬,533团部队从汶川、茂县出山后,即转往县城到别处剿匪去了。179536团在灌县河西石羊场一带剿匪,便派了一个连驻到怀远。这时我们工作队主要是姜杰负责,对外他又担任着怀远区长职务。部队驻在怀远天主堂内,为了和部队随时保持联系,除姜杰、何子清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仍然住在区公所内,我和李克耻、张保生、王建毅、齐新民等转住到天主堂隔壁已被打死的匪首杨绍华的房子里。这座房子已空无一人,有后门和天主堂直通,和驻军往来十分方便。这时,群众也开始有所觉醒,有的还能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其中有个叫杨启贤的,约三十多岁,家在我们住地对面的棕市街上,本人曾教过小学,有些文化,不但能口头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还能写点书面材料送来。

  我们到怀远虽有半个来月,但黄光辉匪部尚未受到致命打击。他跑到茂、汶深山区,和潜逃到那里的国民党特务、当地的各大匪首,以及大邑、灌县一些在逃的暴乱匪首,往来勾结,密谋策划,又组织本县和灌县沿山的各乡镇暴乱匪首、恶霸及乡保人员,纠集一起,成立“中国复兴军西南游击军”,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黄光辉指定三郎乡大匪首李子明为司令官,首要目标是攻打我怀远驻军征粮剿匪工作队。

316(正月二十八日)李子明指挥“中国复兴军”匪部一千余人,从南、东、西、北四面围攻怀远镇。这天,下着蒙蒙细雨,又是怀远的逢场天。吃过早饭后,我们工作队即发现街上情况异常,见来赶场的人中没有妇女和老人、孩子,只有一些裹着麻布绑腿、穿着麻窝子草鞋的山里人,他们既不肩挑,又无背筐,根本不像赶场的样子。我们立即和天主堂的驻军联系、会商,同时赶紧擦洗枪支,检查弹药。大约10点过,我和王建毅、李克耻走到棕市街头的栅栏子门边,透过临江街望到北面的西河堤上,看见有数人提着机枪,对着棕市街打过来,子弹在雨后的街道积水中直溅水花。我一边关栅栏子门,王建毅一边从门边枪眼中朝河堤上的土匪打了几枪。事后听说,还打死了一个土匪。这时怀远镇外面和街上都已有枪声。我们即返回住处,从后门撤到天主堂同驻军会合,借老百姓的几床被盖和几个铜洗脸盆也没顾上归还(这些都在当天被土匪抢了,土改中我才从没收的地主财物中作了赔偿),这时姜杰他们也来到天主堂。我们同驻军连长研究分析,今天来的土匪不少(后来得知有一千多人),又是黄光辉的主力、悍匪李子明等带领的,怀远街道多达24条,加上同县上的电话线已被切断,若在庙上同土匪激战,于我不利,也易于伤着无辜群众,于是决定撤到西门外一个有碉堡的大院子里,据守待援。

说走就走。部队在前,我们在后,沿着几条街边,拐了几个弯,边走边打。我们后边紧跟着的土匪,疯狂地用机枪扫射我们。前面的部队刚到西门的栅栏子门,就回头趴在地上架起两挺机枪,和追上来的土匪对着打。这时,我们工作队的同志还隔在栅栏子门边里的街道南边,要从街中间跨到对面才能撤出去,在两头机枪对打的间隙,我们分批跨过了街。我在过街时,恰好身上带的一颗手榴弹掉在了街中间地上,我立即返回两步捡了回来,这可把王建毅、李克耻他们吓了一跳,他们吼道:“你憨啦!不要命啦!”出了栅栏子门,我们就进到大院子里,部队已分别布置到几个火力点和碉堡上坚守。我走到碉堡上,从枪眼里往外看,发现苕田里、油菜田坎边都一堆堆一排排趴着不少土匪,朝我们打枪。我下了碉堡,看到连长坐在门坎上,抱着个水烟袋,不慌不忙地咕咕咕地一直吸烟。我们商量中午怎么吃饭?饭好办,就吃连队炊事班锅里的。但我们工作队既没筷子又没碗,于是划了几节竹子当筷子,没碗就用手捧着一把一把地吃,新参加工作的本地同志,有的把芭蕉叶扯一片下来把饭摊在上面吃。中午饭后,为了弄清敌情,部队两次派突击小组到河边侦察,前后牺牲了三个同志,抢抬回来就用拌桶扣上临时掩埋。

我们一直坚持打到天黑以后,弹药也快用完了,还没见援军来,也无法和县上联系。于是决定在半夜12点,向灌县石羊镇方向突围,同那里的536团驻军靠拢。

半夜12点,天色漆黑如墨,我们撤出了怀远。序列是:前边两个排,中间是我们工作队和连部炊事班,后面一个排,大家人挨人一路纵队静悄悄地行进。当晚仍是小雨未停,走的小路又弯又滑,根本看不清楚,不时有人摔跤。姜杰的个子大,摔倒的声音特别响。有时路也没有了,就在冬水田里和坟地里往前走,脚陷进冬水田的泥里,要费很大劲才能拔得出来,好在我们穿的鞋都用鞋带拴得牢,不然鞋早掉了。走到一个水碾沟边,伸手不见五指,我后面是一个担行军锅的炊事员,抓着我腰上栓在皮带上的白毛巾,他一打滑连人带锅摔下碾沟,我也被拖着滚了下去,我们赶快摸着沟边爬上来。又走了好一阵,我才觉得头上凉凉的,一摸头上,坏了,我戴的有八一帽徽的棉军帽掉了。那天晚上,不知带路的向导是怎么带的路,走了七个小时,到天亮一看,竟走到了三郎场下面的达通桥,一共走了七里路不说,而且还走到了和我们打得不可开交的匪首李子明的老家了。我们一看情况不对,就往下朝双河场走,到了双河场,知道元通已有我们的部队,于是我们往元通方向走。到了元通,同那里的536团一部会合后,才知道他们是从灌县河西过来接我们的。他们在我们撤出怀远后,于凌晨4点赶到怀远,没接着我们才又来到元通。

317上午,我们到了元通,身上的泥巴不少,但已经干了,我们连揉带拍,先把衣服整理好。吃过午饭后,就立即擦拭武器,发现所带枪支特别是短枪的枪筒内全灌满了泥浆,大家说:“幸好昨晚撤出时路上没有打,若是打起来,不说子弹没有多少了,就是装上子弹,也打不出去。”我们工作队又开会进行总结,李克耻戏谑着说,“这一仗突围中,有的丢盔卸甲,有的狼狈不堪。”我知道他说的包括我掉军帽之事。对此事,我心里本来就闷着很大一股气,只是嘴里不想说出来。会毕,我即到街上买了一顶布帽子,这和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棉军服,很不配套,很不协调。在街上我又想,既到“元通国”,何不去闯一闯“元通国”国王的王宫,于是我走进了“黄公馆”。偌大一个院子,门窗关闭,没有见到有什么人,在一个拐角屋檐下,发现墙边倒下一面白布旗帜,不到两米长、一米宽,上边用墨笔写了碗口大的八个黑字:“川西南人民协作军”。我把这个土匪旗帜拿回来,一扯两半,上半截给了李克耻,下半截我留下,我们用它作包袱皮,包着我们零用物品随身携带,行军打仗。

318,我们同536团一个营的解放军,又从元通起身去怀远。到了怀远,发现向我们反映过匪情的杨启贤,已被土匪以“通共”之名杀害了,我们借群众的被盖、洗脸盆等物,也被土匪抢光了。不少群众向我们控诉了土匪一天多来在街上的种种暴行。

319536团团长周殊山和政委郭铁率部,我们工作队部分同志也一并随同,分三路到三郎围剿李子明匪部。八连先从左路迂回到三郎场后面山上,截住敌人,三连从右翼包围,向三郎场冲入;周团长带二连从正面直冲街上。三郎场三面环山,二连冲进场上战斗打响后,李子明只穿着一条短裤带着匪徒拼命往后山红纸厂方向逃窜。早巳埋伏好了的八连,用各种火力猛烈开火,李子明的弟弟李子清带头往前冲当场被击毙,十余具匪徒尸体横陈在山坡下,200多名匪徒举手被缴了枪。而黄光辉的帮凶、“中国复兴军”的司令官李子明却逃掉了。我们和部队的同志,在街上向群众宣传党的剿匪政策,解除群众的顾虑。我走到伪乡长杨家翰的家里,新修的一座房子,门窗柱头尚未油漆,但却未看到一人。我向其邻居说:传话给杨家翰,叫他不要再跟着黄光辉跑了,赶快自新,争取宽大处理。部队同志也找到李子明的一个亲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并告诉他,如果李子明顽抗到底,就坚决消灭他。这个老头也表示愿意向李子明传话,叫他自首投降。

经过我军几次追剿、围剿,再加上政治瓦解,黄光辉匪部已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少中小匪首纷纷自首,群众也一天天发动起来,形势日趋稳定和好转。黄光辉、李子明只率少数残匪逃进、万山区惶惶不可终日。

328,李子明找人到街子乡我536团团部,要求投降,周团长答应准其缴械投降。第三天李子明下山投降了,还交出了300多支枪。接着,其属下匪首匪众300余人陆续投案,有的交了枪,有的交出了大烟和银元。至此,“中国复兴军”彻底土崩瓦解了。

 

六、进驻、万山区

我们从三郎追剿李子明匪部回来,在怀远分析了情况。鉴于黄光辉率残部已逃入家、万家的深山区,部队决定派一个连进驻万家坪,继续追剿黄光辉。这时,我们工作队也开会研究分工,看哪些人跟部队一路进山。我因为心里憋着怀远那一仗的闷气,就提出我去进山。大家当即确定了几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由我带领,组成一个工作组,随同536团一个连上山,进驻万家。散会后,姜杰找到我说:“我们工作队,你年龄最小(我当时还不满17),我本不愿意你上山,是你坚决要去,你去后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找我们联系。”我当时也没想到会遇到什么困难,只答应了一声“好!”

  3月底,我们进驻到万家街上。部队不时要出动到家、万家的深山去剿匪,而我们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这个连队的口粮。、万两乡只有八千多人,分散在上百里的大山区,耕地很少,没有水田,只产一点玉米、豆类等杂粮,万家街上吃的米,也是从山下怀远一带买来的。从当时情况看,山上根本征不到粮,若从山下怀远运粮上山,就要路经西山乡的青风岭。为保护运粮,就得派一至两个排武装押运,而这样就会使山上剿匪行动难以展开。通过调查了解,我发观、万两乡之间,有几个煤窑在挖煤炼焦炭,而山下每天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人带上米来换焦炭,担(或背)到山下去卖。于是我便把工作组中的本地同志安排为三人一组,轮流守在万家场口,对上山担()焦炭的每个人要收一升米的“税”。这样每天可收到百多斤米,基本上解决了这个连队和我们工作组的口粮。吃的菜,本地只产厚皮菜和豆腐,每顿都是吃的水煮厚皮菜和豆腐。我们就是这样在山上坚持了一个来月,成股的土匪已经不敢公开活动了,社会秩序也大为安定,人民币也逐渐在市场上流通。

我在山上期间,李克耻、王建毅、张保生他们陆续离开怀远,有的到别的区工作,有的回县委机关。姜杰在怀远区上带的干部也增加了一些从西南革大分来的同志。刚过“五一”节,县上通知我回县到七区(羊马)去工作。我叫人把一个来月收缴土匪的各种武器捆好,弹药用箩筐装上,由十多个民工挑着,由部队派一个班护送。53,风和日丽,早饭后我离开万家场,走到马家坪,过了铁杆桥,上了青风岭,坐在路边休息。我看到阳光灿烂,各种山花已经绽开,心里很是畅快。我身上仍然穿着头年9月南下前发的棉军装,已经相当脏旧了,一位民工指着我这身衣服说:“天气暖和起来了,你这衣服也该换季了。”我不知怎的,一时兴起,激情涌上心头,说:“大家多休息一会儿,我要过一下枪瘾!”我选了两挺机枪、两支冲锋枪、两支步枪,分别装好子弹,架在路边的树枝上,朝着下面河滩里的鹅卵石,好一阵猛打,只见石头上火星乱迸。护送的解放军战士说,“下面那些石头如果是敌人的话,今天不知道要打死好多啊!”到了怀远,住了两天,向姜杰他们汇报交代了山上的工作,然后回到县上。

刚一回到县委机关,正碰上张敏和姚体信都在。县长姚体信一见到我就说:“哎呀!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怎么在山上收起税来了?”我说:“不收的话,部队早饿得走不动了,还剿什么匪!”张敏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在没奈何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做法,也算是征粮的一个临时窍门!”姚体信也仰着头笑了起来。看来他们对我在山上收焦炭米一事,不但知道了,而且还有点没说出口的看法。

 

七、活捉黄光辉

  在县上停了约一个礼拜,换上了新发的灰布中山服单衣,又会见了不少在剿匪中生死与共的同志,514,遵照县委决定,我到羊马(七区)报到工作。给我的职务是区政府秘书。王建毅已先到那里当区长,他一见到我非常高兴,立即给了我一支卡宾枪。这样,我们两人都是卡宾枪加手枪,随身携带。这时的羊马,白天比较平静,但一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不时听到外面打枪,有时竟从场口往街内打,可见剿匪的任务尚未完成,千万不可大意。

羊马的伪乡长、大恶霸吴立三曾同黄光辉在1949年冬季,到国民党军校“游干班”受过训,也同时进行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参与黄匪攻打县城。另外,胡宗南部分军队于成都解放前夕曾在路过羊马时溃散,流落在羊马一带乡间的各种枪支不少。我非常重视这个情况。这时农民已开始插秧了,有一天,我独自一人走到羊马的查家匾,找到十保保长查小山,说:“你们这里黑枪不少,要上交!”他一对小眼睛挤了挤,手朝东一指说:“赵家屯那面,国民党军队垮过一大批,留的枪不少。”第二天,我又到羊马河东赵家屯上面的十三保,在田里把保长找到,要他把国民党军队溃散时捡到的枪支交出来,这个姓张的保长顽固抵赖,不承认有这回事。我发火了,把卡宾枪的枪栓一拉,子弹推上膛,对他说:“走,马上和我到区上去!”这一下把他镇住了,他立即弯腰打躬,说,“我马上交,我现在就取!”我在这里等他,他回家后就很快出来,两手平举,每只手上都吊着一支美式强力士手枪。我收了枪后就说:“不止这两支,其他人捡到的也要交!”我回到区上后,王建毅说:“你一人跑十几里路出去,太危险,以后再出去,要有人随你一路。”第二天,那个姓张的保长又来到区上,见到我说:“我还有枪。”我见他空着手,就问:“在哪里?”他把长衫子前襟往上一撩,我即看到他裤腰带上插着又是一支强力士手枪。收了枪后,我给他讲了政策,就叫他回去。此后不久,我们又收缴了不少美式卡宾枪、冲锋枪、手枪等武器和弹药,也收缴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军用毛毯和望远镜等物资。

5月底,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军179师剿匪部队活捉了大匪首黄光辉。我心里非常高兴,这个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大匪首,和我们直接打了好几个月,终于被生擒。我也十分关切,黄光辉是怎样活捉到手的,当时只是说是在粪坑里抓到的,这确是戏剧式的,但具体情节究竟如何,事后我问过179师一些同志,但都说不怎么完全具体,一直到80年代末,我看到了“临汾旅”(179师就是有名的“临汾旅”)军史资料组收集编写的文字材料中,才把这件事的详情细节了解得具体明白。现在,我按照179师的军史材料,把活捉黄光辉这件事的当时情景转述如下。

  19504月初,我179536团剿匪部队驻街子、怀远一带,总结了第一阶段剿匪战果后,确定了下一阶段剿匪任务为:彻底消灭黄光辉,肃清残匪,净化新区,为此,4月上旬,团侦察班在地方同志配合下,查明了黄光辉在深山区张家大岭与老婆和娄罗们寻欢作乐。周团长立即命令民运股长王瑞亭率三连和侦察排及地方武装十多人,组成加强连,轻装出发,长距离奔袭。战士们怀着消灭匪首为民除害的强烈愿望,趁夜间在朝着张家大岭的路上疾驰了五个多小时,凌晨到达后,王股长令二排从右翼山路插上去,天亮时包围敌人;令一排从左翼迂回,三排和侦察排随他从大路上前进。二排在崎岖的小道上走了很久未遇上敌人。有个班长问:“是否向导把路带错了?”话声未落,“砰!砰!砰!”枪声从树上射击过来,一个战士牺牲,一个负伤。排长火冒三丈:“冲!”顺着枪声冲上去。黄光辉惊慌地高喊:“解放军上山了,我们下山,快!”这些家伙顺着下山的路狂奔,正好同王股长率领的三排在一条狭谷里遭遇。三排战士把轻机枪挂在身上猛烈扫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七八具匪徒尸体倒在山坡上,有的跳崖跌死,100多个匪徒当了俘虏,并缴获两挺英国造白朗宁轻机枪,六十多支美式步枪、卡宾枪。黄光辉的马夫,牵着马驮着行李也被缴了过来。黄光辉带着少数瓜牙向茂汶方向逃窜。

黄光辉逃匿深山之后,自恃地形熟悉,在麻柳沟、大圩坪、万家煤矿一带,利用茂密山林掩护,苟延残喘。二连首先占领万家煤矿,断匪粮道,迫使敌人进入高山峻岭,加剧内部矛盾,切断他们与周围社会的联系,使其被围困在狭小的深山老林中。

45,二连围剿搜山了。黄光辉从睡梦中惊醒,赤脚向山上逃奔,护兵在前面忽然惊叫:“司令,我们的队伍垮了,解放军上山来了!”黄光辉顺着护兵手指的方向一看,“咯咯咯咯”对面山上打来一梭子机枪子弹。黄光辉吓得魂不附体,连人带马滚下山去。醒来时,头和脸都是血,浑身不能动,护兵也不见了,马也躺在地上直喘粗气。他拖着受伤的身躯离开马,离开现场,用树枝把自己掩护起来。等到天黑,一清点他的残兵败将,还有九个人,个个哭丧着脸不说话。黄光辉对部下说:“我们没有粮食,没有弹药,人也只有这么几个,很难坚持,还是回老家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吧!”晚上,他的几个亲信陪他偷偷走出山口,各奔前程。黄光辉只身潜回元通青石桥藏匿。

523傍晚,526团保卫股长卫建新得到黄光辉的远亲、七里桥佃农夏汉章的密报,说:“黄光辉昨晚来到我家,攀起亲来,还要我给他弄吃的,他吃饱喝足后就把我捆起来,径自睡觉去了。今天下午,才为我松了绑,黄光辉把手枪晃了晃说:‘老家伙,你敢走漏风声,我就要你的命!’一会儿又嘻皮笑脸地说:‘好舅舅,只要你救了你的外甥,二天我出了头,再好好孝敬你。’”夏汉章还说,他早就想来报告,就是无法脱身,下午,黄光辉要衣服和烟土,怕他女儿出去暴露目标,才叫他办,他趁机来向我军报告。

卫建兴和一连连长芦西明、指导员安文辉分析后认为情报可靠,便叫一连和地方武装集合,往夏汉章家赶去。离他家大约50左右处,一连分兵两路:一路由卫建兴带领,直扑大门;另一路由芦西明连长带领,绕到屋后。卫建兴正要敲门,忽听屋内响起脚步声,接着扑通一声响。他们砸开大门,厉声高叫:“黄光辉,你再不出来缴械投降,我们开枪啦!”屋里响起女人的声音:“来,来……啦!”接着黄光辉的女儿走了出来。战士们几支手电筒集光齐射在她身上,她抖着手接连划了几根火柴,才把油灯点燃。卫建兴单刀直入地问:“你父亲藏到哪里去了?”黄光辉女儿欲言又止。卫建兴和安文辉立即给她宣传我军剿匪政策和对土匪家属子女的政策,打消她的顾虑。她支吾了好一阵,才努着嘴唇朝着夏汉章的茅坑方向,示意她父亲躲在茅坑里。

顺着示意的方向,通讯员用手电一照,对卫建兴说:“股长,你看那像不像手印?”卫建兴一看说:“是的。”立即对着茅坑喊话。安文辉又向机枪手大声命令:“准备机枪!”只听“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这时茅坑里粪渣漂动,火把、手电筒一齐对着茅坑。战士们厉声喝道:“黄光辉,赶快缴枪,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火光与灯光的照射下,在枪声和喊声的攻势下,一颗沾满大粪的头伸了出来,然后举起双手,狼狈不堪地说:“我投降,我投降!”说罢,他一支手在嘴巴上捂了一下,不说话了。

战士们俯下身去,一把将黄光辉从茅坑里拎上来摔在地上,他半立半跪地站在屋中央。卫建兴和芦西明向他交代政策,命令他把他的“联铬图”———匪徒名单全部交出来。说了好一阵,却不见黄光辉吐一个字,只见他颈项长伸,两眼圆瞪,嘴巴鼓起老高。“怎么啦?”一个战士走过去,抓住黄光辉的头发把他的脸扭过来,只见他的脸发紫,全身打抖。另一个战士上去撬开他的嘴巴,只见嘴里塞满银元。“啊!他是想吞银元自杀!”大家明白了。战士们迅速把他嘴里的银元掏出来,这一下,黄光辉像瘫了似的紧绷着脸,站在那里哀求说:“我彻底坦白交代,留我一条活路吧!

这位当年的“黄司令”,而今满身“黄屎淋”。罪大恶极的大匪首黄光辉,终于被我军民生擒活捉了!在黄光辉被活捉不久,崇庆县另一个大匪首李泽儒(绰号李麻子)也于613在成都马王庙街口被我川西公安处捕获。他们都属于川西各县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百多股匪帮中影响较大的巨匪。所以,620同时在成都公审枪决。黄光辉被活捉、枪决后,极大地鼓舞了崇庆县的广大群众,也震慑了尚未投降自首的残余匪帮。形势大好,但是剿匪任务尚未全部完成。

 

八、捕捉漏网之“鱼”

6月底,王建毅同我分工,由我带领区上十多个干部驻廖家,负责廖家、梓潼、太平这三个乡的征粮剿匪工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捕捉漏网的中小匪首。我们这个工作队,既有革大分配来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又有从部队下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全部都带有长短各种武器。王合德和乔运光两同志,在部队多年,历经各种战火锻炼,他们各带机枪、冲锋枪和手枪三种武器,我带有美造卡宾枪和强力士手枪。我们到廖家后,就住到街中间一个茶铺的楼上,晚上把两挺机枪架到楼梯口,旁边放两箩筐装满子弹的弹夹,时刻准备着迎击来犯的土匪。白天我们就几个人一路,分头下乡开会,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为了适应开展征粮剿匪工作的需要,此时各乡都巳先后建立起有各界人土参加的治安委员会,代替原旧乡政府的工作。廖家乡治安委员会主任是杨伟勋,他以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没有参加过土匪的暴乱,在本地各方面都有些影响。我到廖家不几天,他就来找我说:“晏家渡的彭献廷想回来自新,能不能得到宽大处理?”彭献廷是有名的惯匪匪首,多年来在山区勾结匪首宋国太等,到处杀人越货,贩卖鸦片,人称“钻山狗”,又积极参加了黄光辉的暴乱活动,是黄的得力干将。他还是地方一霸,在晏家渡新修了一条街,妄图另成立一个乡,由他当乡长。我们早就想捕捉这个匪首兼恶霸的彭献廷,现在他穷途末路,想来投案自新了。我对杨伟勋说:“彭献廷自新可以,送他到县上自新人员训练班学习,看他的表现,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争取到宽大处理。”过了两天,杨亲自带彭献廷来见我,并交了两支自身佩带的德造手枪。我向他交代了政策后,立即派人把彭献廷送到县城八蜡庙的自新人员训练班。这里要补充说一下,在暴乱匪帮纷纷瓦解之际,县上办了自新人员和乡保人员两个训练班,把全县相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恶霸控制起来,交代问题,既为下面发动群众排除了障碍,又为不久即将进行的镇反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彭献廷落网之后,在廖家、羊马一带社会上震动不小,一些藏匿潜逃的中小匪首,也一个一个出来自首。这时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敢于积极地参加剿匪斗争。有一天,廖家黑石河东有两个农民跑来街上找到我说:“你们区上的彭德武,就是个棒老二!”我立即向他们问了情况。原来,彭德武也是廖家晏家渡的人,过去多年抢人,还打死过几个人,是个欠有血债的惯匪。只是他和彭献廷有“狗咬狗”的矛盾,虽是同姓家门,却裹不到一起,也不像彭献廷那样拖很多兄弟伙,人多势众。他常独来独往,但生性残忍,枪法也好,敢于行凶杀人,当地群众都很怕他,是个典型的作恶多端的惯匪。我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羊马和王建毅商议,采取断然措施,下了彭德武的枪,立即捆绑后,押送到县上看守所关押。这件事,我和王建毅都吃惊不小。我5月上旬到羊马区上工作时,即看到区上有一老一小两个通讯员。小的叫秦建文,十六岁左右,人很勤快,但不太懂事。老的一个就是彭德武,五十岁左右,经常高挽裤腿,走路很快,不论刮风下雨,送通知、喊人开会,都是派他去。两个通讯员都配有手枪,彭德武身上还是一支德国造二十响连发手枪。把彭德武这个惯匪送走关押后,我问王建毅:“彭德武怎么能到区上去当了通讯员?”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总之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真危险啊!”我又问秦建文:“你也是廖家乡的人,为什么不反映彭德武的情况?”秦建文有点胆战心惊地说:“我怕……”我想这也是实情,又怕吓倒他,就没有再问下去了。

我在廖家住了一个多月,工作局面逐渐打开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有的当了农民代表,有的当了武装队员,我们在农村完全可以撇开那些乡保人员独立开展各项工作了。但这时,我的身体却不行了。剿匪期间,我患上疥疮,虽然难受,但还可以到处行动,此时疥疮有了好转,但大腿和臀部不断生长疖痈,一处未好,它处又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腰腿不能打伸,走不成路。于是我便回到羊马,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区政府一些日常工作。9月底,我调回县委宣传部工作。国庆节过后,在廖家新成立了第八区,李克耻调去当区长。他去后,常约我去廖家下乡,我人熟地熟,也常来常去。

 

九、“元通国”彻底覆灭

1950年秋季,匪患肃清,群众已发动起来,党和政府在人民中威信空前提高,各项社会改革任务迫在眉捷。按照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指示,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就转入了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主要内容的“四大运动”。根据全县三十多万人民的强烈要求,崇庆县人民法庭于1123,在城关西湖塘广场召开有四万多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公开审理判处枪决了全县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十大恶霸和反革命首要分子。其中头两名就是支使、策划黄光辉暴乱的黄鳌、黄润琴两兄弟,还有城西一带的著名恶霸、率先暴乱积极率领匪徒攻打县城的雷绍华、雷家裕两父子,还有黄光辉匪部的干将惯匪匪首、血债累累的彭献廷。另外还有同黄匪紧密勾结、共同暴乱、在全县恶名远扬的恶霸和反革命分子王耀祖、陈楚生等人。这次公判大会,搬掉了多年来压在全县几十万人民身上的大石头,广大群众无不扬眉吐气。特别是黄光辉和黄熬、黄润琴的先后伏法,标志着“元通国”的彻底覆灭。人民痛恨和咒骂了多年的“元通国”被彻底铲除了。

 

 

注:文中提到的主要人名简介:

张敏:解放初期任中共崇庆县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农工部处长、省农业厅副厅长,已去世。

姚体信:解放初任崇庆县长,后任中共成都市委基建部长、成都市副市长,已去世。

李克耻:解放初任崇庆县委秘书,八区区长,后任崇庆县长、邛崃县委书记、成都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和市政协副主席,现离休。

姜杰:解放初任崇庆怀远区长、七区区委书记,后任崇庆和华阳县委副书记,云南剑川县委书记,大理州委书记、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已去世。

王建毅:解放初任崇庆七区区长,1952年病休回山西原籍工作,已去世。

(作者单位:成都市农委)
 
主办:中共成都市党委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18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