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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成都社会政治运动(上)
2006-9-8 来源:本站

 

成都解放已历56年,56年来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有成绩也有错误,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借鉴历史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们,能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事迹记述下来,即使是某一个方面的事迹,只要是真实的,就是可宝贵的。特别是一些年届古稀的老同志,能把他们经历的事迹记述下来,对于历史、对于后人总是有益的。故而值此《岁月留痕》出版之际,将我亲历、亲见的成都市1950年至1952年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中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情况记述下来,供各位读者参阅。由于手头缺乏相关的资料,加之自己年过80,记忆力大不如前,只能“挂一漏万”概括性地整理出来,作个简要介绍,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纠正。

我是1949年底随贺龙司令员率领的十八兵团从晋绥边区进入成都的“南下干部”。入城后历任成都第十区、第五区、第一区、东城区的区委书记。19543月调成都市委工业部工作。三年恢复时期我正在基层工作,所以我只能就当时亲历和现在能参考到的一些资料来加以介绍,定有很大局限性,特在这里说明。

成都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江源文明”(即长江流域的文明,它与黄河流域的“河源文明”同时并存)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随着“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古蜀文化的价值日益为国内外有新的认识。从秦汉以来,成都的经济便有长足的发展,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称。盛唐时期又有“扬一益二”的评价,成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经过四川军阀们的混战(据《四川简史》介绍,从1912年到1923年四川的军阀混战竟达480次之多),特别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都市不仅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而且工业落后,农业衰退(特别是都江堰的失修),又经过战争的摧残,国民党滥发纸币、横征暴敛,美国倾销战争剩余物资,使其经济崩溃,成为“重灾区”之一。

解放后要建设新中国,首先需要恢复被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破坏的经济。并且还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机构;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要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解放社会生产力;还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唤起工农千百万,齐心干”才能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用三年时间,首先进行“恢复国民经济”。据《共和国风云五十年》记载:1949年同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钢产减少80(只有158万吨),煤减48%,粮减25%。据联合国亚太社会委员会统计,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27美元。全国如此,成都如何呢?据《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记》,1949年成都市面积为299平方公里,建成区只有18平方公里,人口744万人,工农业总产值只有714亿元(以新币计),其中工业总产值101亿元,农业总产值613亿元,粮食总产量625万吨,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城市。我们入城后,成都人戏称成都的工业只有“三根半烟囱,马路不平,电灯不明”。这就是我国及成都当时的经济基础。

19506月,毛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一文中提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并具体地提出了进行土改、统一管理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在保证解放台湾、西藏的条件下复员部分解放军,对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解决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就业,团结各界民主人士,肃清特务、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以及建党等八项任务。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各省市都展开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成都市委,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组织各级党政机构和广大干部群众,从1950年至1952(有些工作延续到1953)进行了一系列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一、建立人民政权,接管国民党政权及其有关机构

195011,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李井泉,副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闫秀峰。军管会是成都市军事管制期间最高权力机关,统管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15,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成都市人民政府,任命周士第为成都市市长,闫秀峰、李宗林为副市长,2月又任命米建书为副市长。从此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机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

成都解放以后,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军事管制,进行接管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个人民团体,团结各界人民,开展各项工作。

由于四川(特别是成都)解放较晚,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军、警、宪、特等陆续迁入四川,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队伍90余万大部分都在四川,各省市溃逃的军政人员也主要聚集在四川,情形之复杂,人员之庞大,全国罕见,接管与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接管工作集中在两三个月之间进行。在广泛、深入地进行“约法八章”(25页注)和各项政策规定的宣传动员的基础上,成都分了四个大口,即党政、警宪特、财经、文教新闻等,进行归口接管。接管人员纪律严明,廉洁奉公,态度和蔼,受到群众竭诚拥护,广大群众主动向军管会提供情况,协助接管,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共接收国民党政权机关及公共机构等284个,各类人员56万余人(不包含军队),接管飞机28架、汽车2300多辆,枪支15万多支,黄金1万多两,银元8万多元,货币(旧币)7000多万元,大米3万多斤,药材490多吨,布匹14万多匹及其他物资。

当时,成都市设立14个区公所,19502月任命白锋、王成、左宣、郭继文、李映青、金星、贾庚诩、王遵先、贾效国、王真、姚克昌等先行分赴1~11个区担任区长接管11个区公所(以后又任命张烈夫等接管12~14区公所)。同时各区已先行建立了公安分处和街道派出所,接收了各区公安系统。不久组建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各人民团体也相继在市和各区建立。国民党建立的保、甲制度被取消。

在接管过程中,严格按政策办事,广泛宣传接管政策,安定了国民政府时代工作人员的情绪,使其按要求继续工作不断线。除有特殊情况者外,原有工作人员大都留了下来(他们中不乏有用之才)

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成都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入城不久便派出一批解放军军官和地方干部以“军事代表”的身份进驻工厂、企业、银行、交通部门协助工作,把生产、经营业务抓了起来,以保证城市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195013,当我们同成都地下党在“励志社”(现省委驻地)会师后,第二天军管会便派我到成都供电所(武侯祠南侧)去检查能否保证全市供电,第三天到自来水厂(青羊宫旁边),第四天到40军用汽车修理厂(沙河堡大观埝旁)去检查供水和汽车修理任务能否保证等工作,军代表都已经进驻工厂并展开了工作。

18,军管会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宣传我党保护工商业的“约法八章”以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号召工商各界积极搞好生产、经营。19又召集各行业工人代表座谈会。李井泉、周士第出席会议,号召工人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努力搞好生产经营,建立工会组织。经过一系列工作,绝大多数工厂企业正常运转。对有困难的企业给予积极帮助,并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清剿土匪

195025,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恶霸、反动地主组织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在龙潭寺、石板滩一带暴乱。杀害我改造起义部队工作的解放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40余人。7日,我军前往围剿,毙伤俘虏土匪280多人,匪首巫吉也被我击毙,平息了暴乱。温江地区全境和眉山专区大部地区发生匪乱,成都附近14座县城遭到土匪围攻。原崇宁县政府驻地遭土匪攻击,县长段振声和机关干部43人被杀害,下乡征粮的丁佑君等也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叛乱期间,仅温江地区被土匪杀害的解放军官兵有111人,地方干部135人,人民武装队员25人,参加征粮的群众42人。大批的公粮和群众财物遭土匪抢劫。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命令,川西军区集结部队,在副司令员王新亭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重点清剿匪患严重的温江、灌县、郫县、崇庆地区,将“人民反共救国军”夏斗枢部包围,击毙、俘虏土匪800多人,缴械投降者1200多人。以后又在金堂、邛崃等地清剿,将李泽儒部击毙200多人,俘虏4000多人。到7月底,川西平原的土匪基本被歼灭,少数残匪逃往川康边山区,我军继续追剿。9月中旬,大股土匪被基本肃清,12月底,剿匪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共歼灭匪特8万多人。全四川歼灭土匪46万多人。1951128,毛主席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张际春等,嘉奖西南剿匪队伍“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极为欣慰”。

三、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由于土匪暴乱,城乡交通受阻,物流不畅,投机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粮、油、纱、布等多种物价暴涨。1月份上涨35%,2月份上涨66%,大米竟上涨18倍,棉纱上涨70%,弄得居民人心惶惶,影响社会稳定。西南局和区党委及时做出决定,千方百计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证居民生活供应,特别是粮食,“粮价稳,则天下安”。贺龙司令员点将特派余秋里部长率领大批解放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组成征粮工作队,下乡征粮。

征粮的政策是合理负担。合理负担使四川农民首次享受到人民政府政策的好处。具体原则是“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具体办法是:按粮食总收入计算,地主出40~50%,富农出25~30%,佃富农出20%,中农出10~15%,贫农出5%以下,赤贫者免出。总收入的计算办法:农民包括夏粮和秋粮的收入,佃农要除去当年交地主的租子;地主、富农的收入包括收取的地租、债利及自耕田地的收入。全家总收入每人平均170斤大米以下者免征,以上者按阶级成分的比例计征。

这一合理负担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互相称颂共产党的伟大,一致踊跃交粮。一些免交粮的农民也纷纷自愿交粮,以表示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拥护。但是地主不满。过去他们把负担转嫁给农民,这次不但转嫁不成,而且比农民要多交,真是“变了天”。他们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迟迟不交,此时恰逢土匪暴乱,提出了“抗粮反共”的口号,拒绝交粮,使征粮工作暂时受挫。

各地都把征粮与剿匪结合起来,随着剿匪斗争的不断胜利,征粮工作的局面逐步打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剿匪如此,征粮也如此。一者农民积极交粮,二者政府政策不可抗拒,三者群众督促地主交粮,抗拒者交群众批斗,直至法办。到1950年秋收以后,征粮任务胜利完成。

当时,军管会和市政府组织粮食和商业部门以平价出售粮食和其他商品。市级机关、各区干部大力加强宣传教育,讲清形势,宣传政府平抑物价的具体政策(包括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措施),号召广大市民计划采购,不要抢购,自觉地和政府站在一起共同平抑物价,起了很大作用。贺龙司令员还从重庆、广元等地区调入纱、布支援成都。在全市各界共同努力之下,很快将物价稳定下来。据西南贸易部的统计,1950年各主要城市的物价3月份比2月下降282%,4月份又比3月下降287%,5月回落到正常水平。成都市的物价从223始,便普遍下跌。居民人心大快,一致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硬是要得”,使大家很快平安地渡过这场风波。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

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公开要求特务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登记自首,对拒不自首仍然进行破坏活动者,给以严厉打击。

195012月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反运动。

关于镇反运动,毛主席指出:镇反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判处死刑,迅速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或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采取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并规定捕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权归省一级。强调镇反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判处死刑者应是极少数(大约占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的十分之一二)。对于党、政、军、教、经、团中,内部清出的极少数人判处死刑者,报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人员,报请中央批准(见毛选五卷39页至45)

成都市委遵照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根据西南局、川西区党委的部署,对镇反的重点做了周密安排。打击的重点是暴乱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1951327,成都市公安机关实行大逮捕行动,先后逮捕反革命分子1200多人。这一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称赞人民政府为民除害。群众说这些人作恶多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早该遭报应了”。

为了尽快地审理判决这些罪犯,成都市成立了“人民法庭”,地点设在东城根街,庭长是杨鸣皋。对罪犯中欺压过群众者交群众批斗,判死刑者按规定上报批准后执行。

成都还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和“圣母军”的斗争。退出“一贯道”组织的人数达217万人之多。

五、抗美援朝运动

在我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之际,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英、法、加拿大、澳、荷、希、卢、比、泰、菲、土、新西兰、哥伦比亚、南非联邦、埃赛俄比亚等16个国家和南朝鲜军队,侵入北朝鲜,并把战火打到我鸭绿江边。美国还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直接干涉我国内政。美国还支持法国对印度支那恢复过去殖民统治的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侵犯我国。

1950101,朝鲜金日成发给毛主席电报,“请求急盼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军作战”。102,毛主席致电斯大林,表示我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103,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传话:美军如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理。当天,印度政府则将周总理的话转告了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亲自到威克岛,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麦克阿瑟坚信“中国不会出兵。战争会在‘感恩节’(11月23)前结束”。杜鲁门相信了麦克阿瑟,断定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虑”。

104,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问题,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经过热烈讨论(据说毛主席三夜没有合眼睡觉),最后决定出兵援朝。同时派周总理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朝鲜问题。经过“不出兵”到“出兵”的反复,双方商定:中国出兵援朝,苏联提供武器和空中掩护。并商定按中国提出的武器订单在奥特波尔交货。中国方面当时以为苏联提供武器是无偿的,所以只谈了军火的数目,并未谈及价钱。斯大林也未明确提出要中国偿还。但是七八年后赫鲁晓夫当权,中苏两国交恶,苏方要求中国偿还这笔钱。中国当时还是困难时期,勒紧裤带还清了这笔债务。至于“空中掩护”,苏方借口“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兑现,以后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组建空军参战的。

108,毛主席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即赴沈阳,宣布“用10天时间准备”。1019黄昏,志愿军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处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经过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终于将美军赶过“三八线”,逼使美军签订了停战协定,我方取得了胜利。据《共和国风云五十年》披露:共毙、伤、俘敌军1093万多人(包括南朝鲜李承晚部队),其中美军397500人。美国承认“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是一次流血最多,代价最高的战争”。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中国方面先后投入兵力130多万,伤亡36万多人(未包括被俘虏人员和朝鲜人民军伤亡数字)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成都市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都市分会”,各区也都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组织各界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工农群众搞好生产,开展增产节约,多生产做贡献。为志愿军直接供应产品的工厂和商业系统,积极完成任务,保证按质、按量、按时支援前线。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恐美、崇美、亲美”思想,树立爱国抗美思想,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以15亿元人民币(旧币)购置一架飞机计算,全市共捐献人民币162亿多元,可买飞机10架。另捐献慰问品35万多件,慰问信11万多封。我市十区一位居民捐献了一件珍贵文物———大唐制琴师雷啸(成都人)制造的“小雷琴”,这件古琴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六、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被称为西南地区的“淮海战役”。

四川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是十分残酷的。据《四川简史》记载:四川的地主阶级,由三部分人组成:军阀地主、一般地主、工商业者兼地主。这三部分地主中,军阀、官僚、地主是三位一体的统治者。他们在四川大量兼并土地,崇庆县的军阀地主以26%的户数,占据着该县57%的田地;大邑县军阀地主以29%的户数,占据着66%的田地。成都市郊区当时有田地8406亩。75%为地主富农所有,贫户农民没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向地主租地者首先必须交纳押金。押金的数量一般是一年的租金或者一年的产量。地租的数量一般是上田二八分成或三七分成(即收获量的八成或七成归地主),下田对半分成。农民辛苦一年所得无几,常常吃不饱、穿不暖,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苦日子。除押金、地租外,还得为地主“送新”(新粮下来后要送地主尝新);年节、婚、丧送礼;还得为地主无偿地做许多活路。政府派的差役、征收的“田赋预征”(灌县的田赋预征征到1991)等等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

解放后,实行减租、退押的政策是:所有的地租一律按照原定的租额减低25%,减租后的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产量的35%。退押,地主把收取的押金全额退还(对于和党合作的上层民主人士和起义投诚军官给予照顾)

当时许多地主住在成都,川西区党委决定,于195010月成立了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等七县农民协会“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由区党委副秘书长王定一同志任主任,并派工作组到成都各区协助工作。动员各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和群众积极分子组成“劝说组”督促地主退押。“七联”前后两次召开退押大会,组织退押地主和七县农民代表参加,宣传退押政策,对拒绝退押的地主开展说理斗争。到195012月,共退押金折合大米6800多万斤,占应退还数的50%。对于在减租退押运动中某些地主非法夺佃问题,市委及时发出通知加以制止,除将夺佃的土地归还原佃户外,还由夺佃地主赔偿佃户的损失,“违抗者依法予以处分”。

  作者: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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