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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成都社会政治运动(下)
2006-9-8 来源:本站

七、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初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土改工作给予特别的关注。1950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把土改工作列为八项工作任务之首。他在66《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依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当时全国有四亿七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体地主阶级”(见《毛选》五卷第21)

七届三中全会还听取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614,召开了以土改为中心议题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少奇同志作了土改问题的报告,对土改的有关政策、土改的具体办法,作了深刻的阐述。毛主席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土改的伟大意义。号召一切革命的人,都要站在人民一边,过好土改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改革法》,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内容有:(1)土改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2)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规定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保留不动。(3)团结中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其附带出租的少量土地也不没收和征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分”政策;在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保证中农成分不少于三分之一。(4)地主的底财、浮财不没收。只没收其土地、牲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对于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用于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没收。这样既消灭了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又允许其工商业部分的存在和发展。(5)对小土地出租者不以地主论,其土地超过当地人均百分之二百者,均保留不动。对鳏、寡、孤、独、残等人员依赖出租土地维生者,其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者均予照顾。这样保护了这些困难人员,起了社会保险作用,有利于社会稳定。(6)对所有没收、征收得来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公平地根据“多缺多补、少缺少补、不缺不补”的原则分配给农民。以上土改路线、方针、政策的规定,说明我党根据历史经验和当时实际,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改革政策,为在新解放区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成都市在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统一领导部署下,于19517月在市郊农村开展了土改工作。成立了成都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和土改工作团,由市委秘书长曹振之任团长,抽调120多名干部率先在青龙乡、驷马乡、隆兴乡开展试点工作。此后,郊区土改分为两批进行。当时派我担任得胜乡土改工作队队长。

根据土改工作团的安排,所有参加土改工作的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土地改革法》和《划分阶级成分》等文件,用政策武装干部,认真地按《土改法》办事。

得胜乡土改工作队首先下乡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广泛深入地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土改的各项政策规定,把政策交给群众,武装群众,让群众自己掌握政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整顿在“四大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这样就有了政策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对广大群众宣传土改政策的时候,还召集了土地出租者的会议,把土地改革法和划分阶级的文件也向他们公布,使他们了解和掌握政策,自觉地接受土改,遵纪守法,服从人民政府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不得捣乱破坏(政策、法规文件,从来都不保密,都要公告周知)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由各村工作组和农民协会分片召集农民会议,深入讨论推翻封建制度的重要意义,搞清“谁养活谁?”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控诉封建地主剥削农民、欺压农民的罪行。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做好了才能真正从思想上把群众发动起来,并从其中选择出控诉地主的“苦主”,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进入“划阶级”和批斗地主阶段。

在群众进一步发动的基础上,进行划阶级成分的工作。在工作组和农协会的组织领导下,逐户地划分阶级成分。重点把地主和富农区别开来,把富农和中农区别开来,把地主和地主兼工商业者区别开来。在初步划定成分的基础上报工作队审批,然后以草案形式出榜公布。公布后允许提意见和辩护,经复议后再经群众和工作队同意公布定案。划阶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又要十分仔细,否则会造成恶果。当时我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者,一般从宽,以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

划定阶级后展开揭发批斗地主大会,选择有罪恶的地主,尤其是恶霸地主进行批斗。批斗时特别注意防止乱打乱斗事件,各工作组和农协会干部严格掌握分寸,防止坏人破坏。为防止乱打乱斗现象发生,对于有血债和其罪行的犯罪分子,我们事先向人民法庭报告,该逮捕的,批斗到适当的火候时宣布依法惩处,由法警当场逮捕押送法庭,以避免出现过火行为。

在没收地主财产时,一律“不挖底财”,由农协会和农民代表当场没收、清点,送乡农协会接收,并开出收据做好计账工作。送、收双方都要签字。没收回的财物由乡农协会和各村代表按土改法政策规定分给农民。土地的分配比较复杂,有田土的区别、好孬的区别、远近的区别,经过充分协商,先分到村,村再到户,先解决最困难的农户,再及其他,多余的再分给中农。能自行耕种并靠土地维生的地主也分给了土地。分配的结果,全乡农民基本上分到一亩左右的水田和几分土(这和全市的统计基本相符—全市郊区当时共有土地8406亩,农业人口7911人,基本上每人分得一亩左右的土地)

在整个土改过程中,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其中既有本市的,也有北京来的。民主党派中民主同盟和民革成员派人参加了得胜乡工作队。土改工作团对北京来的民主人士还组织专人重点考察了红牌楼的土改工作。我去作了汇报介绍。毛主席对川西区党委组织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土改工作予以肯定,并向各地介绍。

1952年底以前,市上组织专人进行了土改的复查工作。验收合格后,向分得土地的农民和其他人员颁发了《土地使用证》(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发《使用证》,不发《土地证》)。经过前后近两年的斗争,成都市的土改工作胜利结束。农民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八、城市民主改革运动

在农村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城市中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城市中民主改革斗争的矛头同样是针对封建势力,推翻封建制度,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转向建设的新阶段。实行民主改革,是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城市应有的课题。

19514月,西南局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指出:“所有厂矿,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充分的民主改革阶段,才说得上完成了接管,才能正式进入生产管理的阶段。”“必须镇压反革命,才能结束民主改革的阶段。”(中共中央也在当时发出了在工矿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

19519月,中共成都市委决定在工厂、手工业行业及搬运、建筑行业三个方面,选择一些重点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成立了以米建书为主任的成都市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工厂、搬运、手工业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三个行业的工作。19527月,市委又发出在工厂企业中进行民主补课的指示,把城市的民主改革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

民主改革的方针是“依靠工人,团结和改造技师、职员,争取一切同情与赞成改革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有步骤、有区别地清除封建残余和反革命势力。”政策界限是:“反封建,不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斗首要,不斗一般。经济上重点清算,分别处理。”工作步骤分为民主斗争、民主团结、民主建设三个阶段。工作力量上抽调各区区委书记和市级有关部门的干部,分行业和分地区的组织工作组领导工作。当时,我任食品厂(后改名为罐头厂)支点组组长,负责食品厂和成都冰厂、铜线厂、麂皮厂、面粉厂的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能否搞好的关键一是充分发动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等广大群众;二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搞得好坏的结果是看能否搞好管理,增加生产。发动群众必须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使群众提高党悟,认识民主改革的重要意义,揭发控诉封建势力对工人的压迫剥削(即“诉苦”),学习民主改革的政策。适时地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清算封建势力的罪行。我所工作的这几个工厂,揭发控诉较多的一是工头对工人的打骂体罚和克扣工资以及搜身制度;二是对袍哥罪行的控诉。还揭发斗争了成都冰厂一收发人员奸淫职工幼女数人,批斗后送交人民法庭处理。工头都在小规模的会上被批判后给予行政处分,撤消工头职务,监督劳动。

在建设阶段,各工厂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整顿了工会组织,建立和健全了管理制度。各厂的生产都出现了新的气象,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

九、兴利除弊,清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共产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为民兴利除弊便是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我们入城后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是贯彻这一宗旨。这里还应突出地记述为民兴利的两大工程:一是抢修都江堰;一是修筑成渝铁路。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源于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惯例,是从霜降开始,必须在立春前完成“岁修”,清明节前放水。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已有十多年没有大修,严重地影响了川西地区的农业生产。

成都解放前夕,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赵文锦等前往西安向贺龙司令员汇报时,专门汇报了都江堰失修的情况。贺龙在进军四川途中就指示:川西解放后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抢修都江堰。

195011成都市军管会一成立,军管会主任李井泉便召见原成都水利局负责人邵从,询问都江堰岁修情况。军管会专门发布了关于都江堰岁修有关事项的命令,指定军管会农林水利处副处长王希甫携带3亿元人民币(旧币)专款和工作组到在灌县领导督促岁修工程。116,解放军184师奉贺龙命令参加抢修工程。由于土匪暴乱,成都到灌县的公路不时中断,物资运输和人员往返以及施工工地都受到骚扰,修堰的部队和民工“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终于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岁修任务。42,在清明节前都江堰放水仪式提前举行。一个曾经当过水利知事的灌县老人,观看了放水,感慨地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看到解放军和民工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便修好了这么大的工程,真了不起。”都江堰工程的按时完成,使川西平原200多万亩农田及时得到灌溉,为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良好条件。

修筑成渝铁路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早在1903年四川人民就强烈要求修筑铁路。四川总督锡良代民上奏清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清政府只准官办,不准自办。经四川绅民一再斗争,1907年改为商办,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于190912月正式开工,但清政府竟然出卖路权给英、法、美、德帝国主义国家,以换取贷款,强行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川汉、粤湘铁路接管,激起四省人民强烈反抗,尤以四川最为激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保路风潮,请愿、示威、罢课、罢市、抗税、抗捐,遭到督军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在同盟会员龙剑鸣等人从成都发出的“水电报”的号召下,各县纷纷组织了“保路同志军”,使“保路运动”从经济斗争转化为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首先在荣县由同盟会吴玉章、王天杰领导下,武装起义,占领县城,宣布独立,自理县政。清政府急调湘军入川镇压,致使武昌兵力空虚,19111010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相继宣布独立,重庆、成都成立军政府,在皇城明远楼前将四川督军赵尔丰枭首示众,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被推翻。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功绩。他说“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要推迟一年半载”。191211,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宣统退位,清朝灭亡。

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40多年过去了,四川人民流血牺牲、殷切盼望的铁路,没有铺上一根枕木和一根铁轨。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报经党中央和政务院批准,先行修筑成渝铁路。于1950612成立了西南铁路工程局,612正式开工,由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军工筑路第一总队首批开赴工地,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等军区各组织一个总队,共3万多名官兵和四川招收的18万名失业工人(以后增加到10万民工),全面展开了筑路施工。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枕木、石头各地解决,钢轨由重庆钢铁厂轧制,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5271,将505公里的成渝铁路修建成功。是日,成渝两地分别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成都市30万人到火车站集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领导过荣县、内江起义的吴玉章都题词、撰文祝贺,贺龙司令员和铁道部长滕代远分别在成渝两地主持通车剪彩仪式,上午10时,成渝两地各有一列装饰一新满载各界代表、筑路工人、少先队员的列车开出。在内江交会。当天晚上成都市数十万人,高举火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游行欢庆四川从此有了火车的伟大胜利。

在成渝铁路建筑的同时,汉藏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开始修筑川藏公路;成都市还组织全市军民疏掏淤积多年的府河、南河;采取以工代赈、介绍职业、生产自救、回乡生产等方式,帮助失业工人(当时失业工人有17万多人)、城市贫民等困难群众就业和给予救济。

解放前的成都,吸毒、赌博、娼妓等“三害”十分严重,社会风气败坏。195012月,成都市政府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禁烟实施办法,成立了禁毒委员会,开始了禁毒运动,查封烟馆714家。127,召开万人大会,当众烧毁鸦片5380两,吗啡2000多包,烟具1万多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烟毒贩。19528月,开展了第二次禁烟运动,811逮捕毒犯447人,查获砒子、沃水节折合鸦片5900两,制装毒品工具700多件,查封毒品生产者44户。市政府公布了禁绝烟毒的规定,公安局公布了烟毒犯登记工作要点。到11月,全市共登记毒犯5000多人,宣判处理1300多人,收缴毒品原料折合鸦片22万多两。经过两年的斗争,基本禁绝了毒害,取得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解决的禁烟问题。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两年斗争便禁绝烟毒,简直出乎人们的预料。之所以达到如此的效果,其重要措施还是共产党一贯采取的“两大法宝”:一是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形成群众运动;二是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在执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禁毒指示中(包括禁娼、禁赌斗争),成都市召开了第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过各界人民代表的充分讨论,对政府禁绝“黄、赌、毒”的措施热烈拥护,认为这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从“道光皇帝”到“蒋总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新中国时代加以解决,“不仅太重要了”而且“太伟大”了。认真提出许多措施,发动群众参加这场斗争,广大群众除了积极参加禁烟万人大会,还经过居民委员会充分讨论禁烟的重要性和烟毒的严重危害性,使全市人民充分认识禁烟的必要,自觉地投入禁烟运动。有的还组织开展了启发吸毒者自我检讨悔过活动和家庭成员、街道居民群众劝戒活动和监督活动,形成了禁烟的上有政府严禁、下有居民监督、中有家庭劝戒的三重合力,再加上吸烟者也有想戒烟的动力,使贩毒、吸毒行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形势。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同时,政府还设立了“戒烟所”,卫生部门还制造了“戒烟丸”,免费发给烟民服用。对戒烟后无正当职业、生活困难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出路。烟民们也深切感受到是政府和群众救了他们。

为了禁绝卖淫嫖娼,成都市公安机关于1950628采取统一行动,查封妓院,收容妓女338人,对妓院老板分别查封财产,劳动改造,交群众管制。将收容的妓女集中在纯化街、牛市口劳动教养院进行教育改造。会同民政局、卫生局、市妇联、救济分会等组织,进行思想教育,开展“诉苦活动”,治疗性病,学习生产技术,妥善安排她们的生活,使她们认清了旧社会娼妓制度的罪恶,克服寄生思想,促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协助她们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19528月,又收容了一批游娼,暗娼纳入改造。到1953年初安置完毕,终于使这个数千年以来摧残妇女、坏人子弟、传播性病、败坏社会风气的娼妓制度在新中国基本绝迹。

同一时期,政府还明令禁绝赌博,公安机关收容了一批赌徒、乞丐等社会游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和进行安置(有的遣送回乡),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人民政府禁绝烟毒、赌博,查封妓院,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颂扬人民政府为社会做了大好事,衷心佩服人民政府的执政能力,人民齐声欢呼巨大胜利,为上世纪50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环境创造了良好条件。

十、“三反”“五反”运动

正当全国人民齐心合力、意气风发地投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之际,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二是不法资本家,把黑手伸向国家,甚至以“伪劣假冒”产品残害志愿军的严重事件。

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二人都是1930年初期的共产党员。他俩在天津地区工作期间,大肆贪污、浪费,违法乱纪,侵占赈灾粮款,动支水利专款,非法动用地粮公产,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公行贿赂,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累计金额高达17162亿元人民币(旧币),经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判处死刑。“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1951121,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再一次强调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我党干部的进攻,决定全党立即开展“三反”斗争活动。

在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具体部署下,成都市于195112月先在党内作了传达。市委书记郝德青召集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三反”斗争。并于1952110,召开四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全市立即开展“三反”活动,发动群众揭发机关干部的贪污浪费行为。在北校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上亿元(旧币)大贪污犯。16日,川西区党委又作出“第二次捉老虎”追加计划的决定。此时,市委决定我率领得胜乡土改工作队的干部组成“打虎队”,到市民政局和市救济分会“打虎”。市委领导交待“打虎”的经验有:进行“放火烧山”,把老虎烧出来;开展“车轮战”批斗“老虎”。全市市属单位共有工作人员11453人,参加“三反”运动的有10085人,其中定为有贪污问题的达42%,明显地出现了过“左”的偏向。幸好中央414及时指示各地克服过火行为,明确规定不得轻易捕人,更不准轻易杀人。对贪污分子认真量刑与控制数量。提出“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置。”最后核实定案1000元以上的贪污分子300多人,至19528月,成都市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三反”中,揭发出不少工商业者行贿腐蚀干部、盗窃国家资材、偷漏税收等违法行为。126,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30,成都市人委、市政协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川西区行署主任李井泉到会讲话,要求彻底搞好“五反”活动,并限定不法商人在210日前彻底坦白,否则依法严惩。会后各工商行业纷纷召开会议,检举奸商的“五毒”行为。发动职工群众行动起来,揭发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召开大小会议进行批斗。全市参加“五反”运动的总户数座商有31609(免税小户685户未计在内),运动中划为守法户占20%,基本守法户占618%,半守法户占159%,严重违法户占22%,完全违法户占1%;行商有1750户,其中守法户占20%,基本守法户占644%,半守法户占146%,严重违法户占1%。运动高潮时,曾有个别资本家自杀。成都市委于2月发出严格纠正乱追赃逼供的几项具体规定,纠正了运动中的偏差,川西区党委向全区通报了成都市的做法。6月中旬,成都四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成都市“五反”运动“斗争阶段”基本结束,转入退赔。195210月,我调到一区任区委书记,主要抓“五反退赔”工作,我发现“五反”定案时存在着对违法数字夸大的不实情况,但又不能重新定案,便以个人名义向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上书,建议用“减免”办法解决问题。书信送市委书记郝德青同志转达,他很同意这个办法,修改了个别字句后送交井泉同志,获得批准,并转发各地参照执行。到1953年春,退赔工作基本完成。

经过三年恢复国民经济艰苦复杂的斗争和在经济战线上采取许多重要措施,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加之他们异常高涨的热情,对共产党无比信任,积极努力搞好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终于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水平(有的还超过)。据《共和国风云五十年》记载,“建国后头三年,在进行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时,全党全国人民首先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新币),比1949年增长775%,比1936年增长20%。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1952年的415%。

成都市的国民经济同全国一样,恢复到比解放前好的水平。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26亿元,比1949年增长2983%。其中工业总产值184亿元,比1949年增长831%,农业总产值742亿元,比1949年增长21%。粮食总产量706万吨,比1949年增长12%。不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精神面貌、思想意识、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下一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约法八章”,即1949425,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发布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主要内容是: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政策以后统称为“约法八章”。

 

作者:王 真

 
主办:中共成都市党委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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