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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活跃在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的共产党人
2006-9-8 来源:本站

  

 抗战时期的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南光机器厂前身),活跃着一批以钟林、刘雅清为首的共产党人,他们利用隐蔽在国民党兵工系统的特殊身份,在开展地下斗争的同时,积蓄了兵工技术和人才,为发展人民兵工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成都分厂时期的地下斗争

 19403月成都发生的“抢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制造的重大反共事件之一。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四川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彻底整顿成都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凡与被捕人员有牵连的和稍有暴露的地下党同志一律撤离,重新派遣埋伏很深的同志前往成都打开局面,重建新的地下党组织。

 当时,南方局直接领导一兵工小组(以后发展为直属兵工支部),其成员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入团的党团员,抗战时间陆续接上党的关系。这些同志长期埋伏于国民党兵工署等兵工部门,掌握了一定的兵工技术和领导权,有较好的隐蔽的社会基础,一度打算在适当时机派赴延安发展解放区人民的兵工事业。南方局组织部钱瑛同志找到兵工小组负责人刘雅清同志商量。钟林同志受南方局的指派,求见伪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表示兵工委员光拿钱不做事不好,愿意去成都恢复四川兵工厂(当时,重庆五十兵工厂已接管原四川兵工厂,在旧厂址开办兵工技工学校,由郑大强负责)。俞大维完全同意钟林同志的意见,决定派钟林协助郑大强筹备恢复兵工厂生产,恢复生产的经费由五十兵工厂负责。俞大维的决定也得到五十兵工厂厂长江杓的支持。

 19407月,钟林到成都后,以兵工委员身份陆续召集原汉阳兵工厂、辰溪兵工厂的一些老部下到成都分厂共事,很快在分厂站住脚跟。刘雅清将钟林活动情况向钱瑛汇报,策划建立地下党活动据点的步骤。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气焰甚为嚣张,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重庆大捕共产党员,拟定有一个逮捕300多人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适应工作环境,应付可能的突然袭击,减轻不必要的损失,根据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多次指示,南方局先后对四川地方党组织工作进行部署:调动领导机关的主要干部,王致中由川东特委调成都负责川康地区工作,原特委委员全部调离,同时,一部分四川地下党员关系转南方局,个别联系,使特委处于更隐蔽的状态;南方局直接掌握一些工作和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个别领导,不与地方组织发生联系;督促各地方组织严格执行中央指示,主要是撤退已暴露的党员,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不建支部,独立作战,个别联系,转地不转党,失掉关系不准乱找,党员要社会化、职业化。

 根据南方局指示,钱瑛、刘雅清和王亦清相继来到成都,钱瑛负责筹备在成都建立西南工委机关,同时主持川康特委工作。南方局拨给刘雅清4000元钱为活动经费,在成都建立经济据点和交通据点,并要求刘雅清等同志八年、十年内依靠它生活。刘雅清邀集一些亲戚、朋友加资5000元在东大街开办一个酒精厂,拟以酒精厂为地下党交通据点。而且,由于当时的汽油紧张,多用酒精作为汽车燃料,因而开办酒精厂很赚钱,可为地下党积聚活动经费。但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筹备,酒精厂刚开工时,与钱瑛同来成都的一个姓尹的同志被捕。这很可能影响钱瑛和王亦清的安全。鉴于当时重庆国民党当局反共有所缓和,钱瑛即返回重庆,王亦清也离开成都,酒精厂相继关闭。随后,刘雅清进入兵工厂成都分厂,被钟林委以酒精车间主任,以后又调任白药(雷汞)车间主任。

 19426月,南方局正式批准组成新的川康特委,由王致中担任书记。当时,周恩来指示,川康特委的任务是按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做秘密工作,要求党员找公开职业作掩护,首先站稳脚根,埋伏下来,再看形势发展活动,不要轻举妄动。刘雅清负责掩护并协助王致中工作,考虑到王致中若取得公开职业,住进成都分厂比住在厂外好,可避免一些诸如警察查户口之类的麻烦,遂设法将王致中安排进入成都分厂,并委以白药厂酒精车间领工,人称“范领工”。从此,王致中、刘雅清、钟林均以合法身份,在成都分厂隐蔽下来。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成立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指示,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加能战斗的党,并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统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互配合。针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部分党员缺乏工作信心的情况,周恩来又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项任务。王致中、刘雅清、钟林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以分厂为基地积极地进行活动。

 分厂1940年开始进行引信试验,1941119制成60毫米迫击炮弹样品,年底正式出品。但是存在许多技术问题,质量太差。钟林、刘雅清等以他们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多年兵工经验,提炼出高纯度酒精,制造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白药和雷管火帽。19436月,他们进行了四项改善工作:一、调整弹体重心;二、纠正弹体中心线;三、铸胚改由尾部注入铁水;四、增加焊接点。同时,改进炮弹翼尾发射药包装置,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近弹”等难题。此后,60毫米迫击炮弹投入大批生产。钟林、刘雅清因此得到五十兵工厂和伪兵工署的嘉奖。

 根据南方局“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的指示精神,钟林、刘雅清等人一方面积极工作,为人表率,生活简朴,注重实际,在工人群众中取得好的影响和威信;一方面在厂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不论进步的、落后的都加以接近。他们利用聚餐的方法,经常在高攀桥与厂稽查组(特务组织)人员、警卫队人员聚餐以联络感情,利用他们为地下党通信息,取得重要的情报。因此,当刘雅清把王致中作为他在南京读书时期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时,这些稽查组(特务)也深信不疑。

 在成都分厂地下工作中,王致中、刘雅清和钟林严格遵循南方局指示,实行单线联系。表面上,行政上钟林领导刘雅清、王致中,但在党内,王致中领导刘雅清,刘雅清领导钟林。王致中与钟林不见面,很长一段时间,钟林不知党的领导人是谁。钟林党性很强,王致中与刘雅清做出的决定,他都忠诚地执行。刘雅清、钟林都担负起掩护王致中整顿川康特委和地方党组织的任务,同时,根据南方局指示,利用统战关系与兵工技术,插手到西康去,从战略上着眼,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可能有一天在成都也站不住脚,所以,要把西康作为后备基地。

 当时的成都分厂制造60毫米迫击炮弹,设在三官堂街的工厂负责机械方面的弹壳铸造、制造加工尾翼,白药厂制造引信、雷管火帽等。钟林还计划扩大制造发射药硝化棉火药,这样,需要调查制硫酸和硝酸的原料。王致中,刘雅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前往联络各地党组织。他们以外出调查名义,用钟林批给的调查费1000元先后到夹江、峨眉、乐山、五通桥、竹根滩等地联络当地党组织,接上部分关系。但是,根据南方局指示,也切断了许多联系,因此有许多基层党员失掉与党的联系。为此,1982年四川省召开清理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已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致中到会,承担了割断一些同志联系的责任,为他们恢复了党籍。

 当时,毛泽东同志号召各中央分局、省市委都要做调查研究,了解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了解其政治态度、经济、生产等方面的状况。川康特委也承担了这项任务,王致中派遣刘雅清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举办的犍为煤焦油厂进行调查。该厂以煤炭为原料,从中提取出精苯和煤油,可供汽车做燃料,也可供点灯照明使用。当时延安有很多煤窑,出产的煤炭,可以供炼焦、炼油,该厂的生产可为延安生产所借鉴。为此目的,刘雅清去犍为煤焦油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呈交南方局。

 泸州兵工厂劳工科长张荫堂是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很多地下党员通过张荫堂打入泸州兵工厂,掌握了该厂的基层组织;泸州小市一带,地下党设饭馆、办商店,工作很出色。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南方局的方针是要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是,由于泸州地下党组织警惕性不高,把宣传传单贴到泸州兵工厂的车间内,从而引起兵工厂内特务组织警卫稽查处的注意。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泸州中心县委组织,逮捕了中心县委一位副书记,使泸州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南方局为了了解被破坏的真实情况,命令刘雅清从侧面进行调查。刘雅清通过钟林取得前往泸州兵工厂学习发射火药的制造技术名义前往泸州,利用民主人士等关系,从侧面摸清了情况,了解到在特务严密监视之下,稍有不慎,地下党组织就会遭受破坏的实际状况,1943年刘雅清亲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了上述情况。

 由于成都分厂拥有的一批兵工技术力量很受四川军阀刘文辉等重视,刘文辉曾派他的师长谢德堪与钟林联系,希望成都分厂能为他们修理枪械、制造白药、发展兵工生产,更欢迎钟林等人去西康办厂。为配合上层统战工作,钟林根据川康特委指示,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建立起良好关系,为防止成都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退到西康做必要的战略准备。

 1943年,刘雅清借聚餐的机会,从白药厂稽查组长侯化钧口中探听到有人怀疑王致中、刘雅清是共产党。当即做出设法转移的决定。钟林先借口王致中工作不力,打报告给当时的分厂主任郑大强,经郑大强同意将王致中开除出厂。王致中借机离开,在城内北巷子开了一个碾米厂,以碾米厂为掩护,继续开展活动。刘雅清不久被南方局调回重庆从事特科工作,借助于兵工署内部关系,在兵工署技术司五科担任技术专员,主管地雷、手榴弹及爆破器材的技术工作。这时,厂里的党员仅剩下钟林一人,感到钟林身边需要一个帮手,于是地下党调湖南辰溪兵工厂的李少到成都分厂。根据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李少从湖南转党后,到四川失掉组织关系,为慎重起见,没有承认李少的身份,但仍让李少担负一定的交通等任务。这以后,钟林的党的关系一直在南方局兵工支部。刘雅清担任兵工支部书记,钟林定期到重庆汇报工作,重大决策由刘雅清呈报南方局钱瑛。成都分厂有一批湖南同乡与刘雅清常通消息,王致中虽不与钟林直接联系,而分厂仍有一些党外人士与王致中往来,王致中亦了解分厂情况。王致中到重庆也与刘雅清会面,共同研究成都分厂情况。钟林有事必定向党汇报。分厂工作并没有因为王致中、刘雅清的离开而脱离党的领导。

 为发展人民兵工事业积蓄兵工技术和人才

 194310月以后,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由钟林负总责。在党的指示下,钟林利用这个机会在厂内聚集了几位有兵工工作经验的大革命时期失散的老同志(如李少、王维周等),并注意锻炼培养了几位工作踏实、技术过硬、思想进步的技术员和青年工人。经过反复考察后,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安排在厂内关键性工作岗位。如杨仁祥负责厂内机械装配,王维周负责底火车间工作,孙东明和黄仁杰负责火药化验分析,王定候负责掌握唯一的一台万能车床等。这为后来制造火箭弹准备了人员条件。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火煎熬的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但蒋介石一方面搞假和平以拖延时间,一方面又磨刀霍霍,准备发动内战。19452月,钟林任分厂主任。同年冬,钟林去重庆,利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母亲是湖南湘乡人的同乡关系到俞家去做客,探得俞大维和美国人正在家里洽谈订购美国军火。钟林将此情况立即报告了南方局。

 由于得知内战不可避免,受组织指示,钟林回成都后立即开始了秘密地试制火箭弹工作,以备我军解放战争所用。火箭弹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法西斯德国的V型系列火箭及后来苏联的“卡秋莎”火箭都在战场上表现出了许多优点。战后美国获得了大量德国资料及技术,也制出当时很先进的火箭弹。有部分火箭资料通过当时驻华美军到了中国。钟林利用其公开身份及在兵工署的地下党刘雅清同志的关系,搞到了美军的一些资料和一枚2.36时火箭弹,一枚4时火箭弹样品。钟林同志利用自己是分厂主任的方便条件,带领在造迫击炮弹时组织的,由地下党和可靠的进步工人、技术员组成的一批人马,在敌人的眼皮下秘密地试制起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将火箭弹剖成了两半,由孙东明负责分析火药成分,其他同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剖析、绘图,利用夜班人少时分散搞机械加工。在试验过程中,钟林同志充分利用了他渊博的专业知识及地下工作经验,发挥他的才能和智慧,废寝忘食,反复钻研,克服了不少困难,解决了试制过程中曾出现过火箭尾管炸裂、尾翼掉落等技术问题。

 火箭弹整整试制了一年,年底试制成功。19461230在成都郊外的山坡上,成功地发射了他们制造的几枚火箭弹。4时火箭弹的有效射程达到了4000,命中效果很理想;专打坦克的236时火箭威力也很令人满意,都达到了美制火箭弹的水平,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梦都想不到,就在他们厉兵秣马准备内战,妄图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成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研制出了后来让他们尝尽苦头的火箭弹。火箭弹的研制成功开始了我军火箭事业的起步。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做了两手准备,一是顺应民情,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是防止蒋介石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引起国共合作决裂。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积极做出布置和准备。1945年冬至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复员南京,南方局亦迁移南京。钱瑛召集刘雅清研究兵工署内党的工作问题,对兵工署内党的组织如何复员南京,如何接头做出详细的布置。并指示,不管内战发生不发生,钟林要回到老家(指延安)搞自己的兵工生产。当时,南方局的指示是原则性的,至于如何撤出成都分厂,由党员自己想办法。为此,刘雅清电召钟林到重庆共商如何撤退问题。

 抗战胜利后的兵工署、成都分厂内的形势是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外地来四川的兵工工人、技术人员,都急于想离开四川返回家乡,因而导致人心动荡不安;二是战争结束,美国兵工顾问主张国民党兵工署生产的武器全部“改制”。过去,兵工署的武器标准大都采用法国、日本制式标准,现在要求全部改为美制标准,统一口径,以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导致许多兵工厂停产。刘雅清与钟林决定借此“改制”的机会,把60毫米迫击炮的生产停下来,不让蒋介石用这些炮弹发动内战。对要求复员还乡的技术人员、工人一律批准,把分厂人员尽力遣散,把分厂尽可能搞垮,等国民党当局醒悟过来要恢复生产时也已不容易了。

 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火箭弹研制成功后,钟林接到中央要他赴解放区的命令。但他当时是成都分厂主任,若不把兵工厂的问题了结而离去,必然引起敌人注意,暴露参加火箭弹工作的其他同志,也会给敌人留下一个制造军火的工厂,对解放战争不利。钟林利用他在四川大学兼课的机会(他在川大教国防化学),认识川大校长黄季陆,得知此人野心勃勃,想扩大川大,有吞并兵工厂作川大工学院实验基地的想法。钟林又探知领导兵工暑的联勤司令部司令黄振球与黄季陆很有交情。于是钟林故意向黄季陆透露他想离川办新厂,成都分厂可能无人管。黄季陆果然向联勤司令部提出接管分厂。同时钟林以成都分厂经费不足为辞,向伪兵工署要求增加经费,结果兵工署无钱,只好要钟林将兵工厂移交四川大学。在商谈移交事项时,作为交换条件,钟林巧妙地把5名参加火箭弹试制的进步青年工人保送入川大学习,计划在适当时机输送解放区。后来,由于情况变化,这5名青年未能成行。但是,以后他们成为了有实际工作经验、政治上经过考验的军工技术干部(其中黄仁杰解放后曾担任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王笃厚成为南京工程学院的高级工程师)

 19473月,刘雅清随南方局迁移南京后,向中央代表团李维汉和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汇报了兵工署内党的工作,当时决定了三项任务:一是继续以前的特科工作,加紧搜集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情报以及兵工武器的发放情况。内战发生后,解放军缴获国民党的武器弹药因不会使用,急需输送各项兵器的使用说明书。二是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兵工技术人员到解放区,恢复东北接收的兵工厂的生产。三是输送钟林去解放区主持党的兵工事业。为此,刘雅清通知钟林到南京,钟林以复员为名,用兵工新建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身份偕同爱人孙东明(崔曙英)携带两个小孩和一个保姆以及参与试制火箭弹的分厂技术员杨人(杨仁祥)离开成都到达南京。

 56中央决定南方局改为上海中央局,钱瑛已去香港,指定上海局干部负责把钟林送往解放区。秋天,钟林偕同杨仁祥扮作商人到汉口,准备从湖北麻城经过游击区进入解放区。没有料到解放区派来汉口迎接钟林的两名干部,一名被特务盯哨而被捕,另一名赶忙通知钟林转移,钟林与杨仁祥立刻回到上海,再商量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办法。这时,孙东明提出随钟林进入解放区的要求得到批准,钟林把在成都制造火箭弹的全部图纸及其他多年收集的兵工资料藏在皮箱夹层里,装上小孩尿布,全家由杨仁祥护送取道天津进入解放区。不料在天津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检查站拘留。幸而检查站站长侯化钧和站内不少工作人员曾在成都分厂工作过,是钟林的老部下,钟林声称系兵工署派赴北平,担任八二兵工厂厂长,来天津转赴北平的。这样,国民党特务被钟林蒙混过去而顺利到达北平。在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的亲自安排下,决定护送钟林到石家庄进入解放区。在行动的那一天,适逢傅作义部队对解放区进行反攻,钟林全家在途中被冲散,钟林夫妇和杨仁祥平安进入石家庄解放区,而钟林的小孩和保姆没有进入解放区,又回到检查站。这时,侯化钧才知道钟林是共产党,为逃脱放走共产党的罪名,侯化钧没有留难保姆和钟林的孩子,让她们离开天津而去了石家庄。这是机遇,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收获。钟林全家历时一年多终于抵达解放区。

 钟林是参加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组织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老同志。钟林到石家庄后,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批道:“老同志回家了,要好好接待。”钟林又受到刘少奇同志的接见。19489月初,钟林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蒋管区兵工厂情况及试制火箭弹的情况。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当时成立了华北兵工局,钟林担任火箭组组长。19493月,钟林、杨仁祥等人利用从成都带回解放区的全部火箭弹资料在河北省井陉煤矿复制火箭弹成功。19499月下旬,在解放军后勤司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主持下,钟林等在北京近郊卢沟桥附近表演试验了火箭炮。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苏联专家、各军区司令部领导同志亲自到场检阅。试验结果很成功。苏联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的“卡秋莎”。贺龙同志说:“我们土八路照样制成了火箭弹。”

 卢沟桥试炮成功后,后勤司令杨立三同志下令沈阳52兵工厂于19504月以前制造出4时火箭弹3万发,以备解放台湾。随后形势发生变化,52兵工厂制造的火箭炮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发挥了威力,受到党中央的嘉奖。

 成都分厂正是由于有了地下党组织的斗争才能成为重建川康特委的主要基地,才能成为中国第一枚火箭弹的发祥地,才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积蓄和培养兵工技术力量,才能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时及时关闭,破坏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炮弹生产,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成都分厂时期地下党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本文系作者徐发生、徐续昌在1987~1988年间负责编撰《南光志》时,访问刘雅清、孙东明、杨仁祥等老同志,并根据其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附录:

 钟林( —1967),大革命时期入党,大革命失败后潜入国民党兵工部门,曾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过两年军事化学,历任汉阳火药厂、辰溪兵工厂的制酸分厂厂长,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主任(厂长)。解放战争时期,钟林进入解放区,任华北兵工局火箭组组长。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重工业部副部长及技术管理局局长。

 刘雅清,大革命时期入团,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潜入国民党辰溪兵工厂后转党。解放后,曾任重庆卫生学校校长。

 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国营南光机器厂前身。国营南光机器厂诞生于1877年。187710月,清朝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下莲池创设四川第一个近代兵工厂、机器制造厂———四川机器总局。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后迁入1905年在成都三官堂街开工新建的厂址。1937年冬被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1939年被命名为兵工署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艺徒学校,1941年定名为五十兵工厂成都分厂。解放后,先后更名为川西机械厂、成都机械厂,1955年正式更名为国营南光机器厂。

 

 作者:徐发生  徐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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