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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洗礼
2006-9-8 来源:本站

 

1966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西城区,我首先受到冲击。因为我在区上分管教育,曾经召集全区三千多教师在市体育馆开了一次大会,我在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学校工作的成绩,也批评了一些错误倾向。“文革”开始后,就集中针对我的这次讲话,说我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对我进行批判。“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我区学校一些青年教师也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他们有时冲到机关围着我,要我交代问题,有时又强迫我到学校去接受批判。

有一次,我区学校的红卫兵冲进了市委机关,市委通知我到市委去接待他们。那个时候,有理也是讲不清的,当天把我困在那里,一直到深夜都不准走。后来,市委接待室一位同志把我叫出去,我趁机溜进了市委机关小食堂,好心的李师傅看见我饿了,特地为我做了水饺吃。

为了减少学校对我的批斗,我写了份长达一万多字的检讨,由学校请老师用腊纸、油墨刻印出来,我走遍全区六七十个学校,分别去送这份违心的“检讨书”。但是,事与愿违,对我的批斗反而越来越升级了。那个时候社会上也很乱,街上车辆靠右走,红卫兵改成了靠左走,弄得街头上常出车祸。街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代写检讨书,挂起牌子标明“一般的一元,深刻的二元”,说起来都笑人。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机关、工商企业、街道的“造反派”也纷纷成立起组织了。我们区上的几位领导,天天都要挨批斗。我和区委书记更是成了“抢手货”,无论区上哪个单位开批斗会,都必然要把我们拉去。那个时候,“炮轰”、“火烧”、“油炸”、“绞死”、“打倒”龚××的大标语到处都是,甚至在我的家门口,也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吓得我母亲不敢出门。住在广汉县的老同学毛培德,想到成都来躲一躲造反洪流,走到我家门口,看见到处都是打倒我的大字报、大标语,也吓得赶快回去了。有时还给我们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游街,真的要把我们彻底搞臭。那时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工作,一边挨斗,日子真难过。看见有些同志被“罢了官”,靠边站了,反而很羡慕。有一次在卫生系统一个单位召开的批斗会上,竟然要我和区委书记当场宣布开除一个单位负责人的党籍。我们都不同意,答复说,要按照党章办事,不能个人说了算。后来,造反派把区委常委通知到主席台上开会,讨论开除这位同志的党籍问题,大家都不表态。批斗会上,我们都带着高帽子,开起会来摇摇晃晃的,弄得下面哄堂大笑,批斗会也就散了。

当年冬天,机关已不能正常工作了。有一次区委常委会还搬到区委书记家里去开。随后,我和区委书记被监禁起来,从此就停止了我的工作,我的自行车也被造反派“借”走了。

19678月,由刘结庭、张西挺主持(刘、张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四川的总头目)把省、市、区三级的领导干部关在锦江宾馆学习,我们都睡地铺,一间房子住五六个人。由市级机关的造反派来看管我们这些人,要求每人在学习“文革”文件的基础上,认清形势,交代自己的问题,并且揭发他人。到了学习后期,就开始批斗“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当时,省、市都有一位“革命领导干部”出来亮相,揭发省、市的其他领导。我看见这些人的表演真觉得有点恶心。那时候斗争比较紧张,前后有四位领导干部经不起折磨,走上绝路。出事之后,还要我们人人表态,硬要说“他们是自绝于人民的”。“学习”结束后,由造反派把我们押送回机关,从此以后,批斗就更加频繁了。在武汉工作的老同学周相略来看我,门卫说,他是“走资派”,不能会客。

母亲和妻子怕我受冻,把全家的棉布票、棉花票凑在一起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棉大衣。有一次批斗大会上,有人嚎叫道:“走资派还穿新大衣”。于是,来了一伙人在我的大衣上糊了厚厚的一层浆糊,然后在身上贴上大字报,真糟蹋人。天气暖和了,我把大衣送回家去洗,保姆还不敢说这是造反派干的,编造说我是不慎跌倒在浆糊盆里了。

在批斗会上给我挂的黑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等。批斗时,从低头到弯腰90度,有时还要挨拳打、脚踢。以后弯腰也不行了,要跪着接受批判,膝盖都跪肿了。有一次,一个企业把我叫去批斗,强迫我跪在一根三角钢条上,痛得钻心。有一次在一个街道办事处的批斗会上,把汽油桶做的铁皮牌子,给我挂在颈子上。那时候我还年青,身体还可以,顶得住,但有的人就垮了。为了减少皮肉之苦,我趁家里保姆送衣服的机会,要她给我带一双护膝来,以后下跪就好受些了。

“文革”对每个人都是一场考验,有些人卑鄙的嘴脸,平时看不清,这个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揭发区委书记为了“捂盖子”,就在家里请区委领导干部吃饭,会上要每个区委领导揭发这些事。有好些人说,有这回事,就过关了。而我坚持说,是机关不能开会,区委书记召集大家到他家去开常委会。于是就遭到一顿打,说我态度顽固。

还有一次,叫我站在一条高板凳上接受批斗,一位干部揭发我是迫害刘结庭、张西挺的刽子手,这简直是滔天大罪了。话音刚落,立即便有一个人冲上来,把我从板凳上打倒在地上。真实情况是,六十年代,省委决定对刘、张进行隔离反省,省上安排好地方以后,要成都市帮助安装一个秘密电话,此事是我去联系的。这位揭发人也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竟那样昧着良心乱说。市委办公厅的造反派批判秘书长,也要抓我去陪斗,我如实说明了情况,也遭毒打,有的用皮带抽,有的用烟杆头打。当时,尽管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但我仍然坚信党,坚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为我们正名的。特别是我看见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省、市领导,大部分都成了“走资派”,受到迫害,这么多坏人,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候正在唱样板戏,我想,我也会像《沙家滨》戏中所唱的那样:“龚读纶总有一天会解放。”我虽然身受皮肉之苦,但精神上没有垮。

正当我受到迫害之际,我的妻子———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也受到更为严重的迫害。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她刚刚生下我们的女儿。由于看不惯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她和一些老师也组织到北京“串连”,当了“保皇派”,学校造反派要抓她,她就躲到乡下去了,我们又不知道,几天几夜不归,真急死人。后来,通过她的姐姐去把她找回川大,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她被监禁起来,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来,还强迫她到水塘里去摸鱼,结果昏倒在水池边。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头部被打伤,造成中心头骨下陷,脑神经挫伤。

有一个冬天,突然来了一伙造反派,同机关的造反派商量好后,把我抓走了。押在一辆货车上,走了很久才停下来,一看是川大。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怎样,但却想起了我的妻子,她现在也和我一样在这里受苦。我被关在一间教室里,扔给我一床草垫,睡在地板上,幸好我有一件棉大衣,才没有冻着。

有一天我出门去小便,看见另外一间大教室里,关押着川大党委书记和我的妻子等一批干部。在这里关了五天以后,我被挂上“走资派”的黑牌子,押到大操场去接受批斗。看见大操场坐满了人群,主席台上就只跪着我和我的妻子,川大校党委的领导们也都挂着黑牌子站在台下陪斗。看来这场戏是对着我们俩来的。我们夫妻已有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了,想不到竟在这个地方,在这样冷酷的场面下见面了。我看见她那瘦弱的样子,不禁流下了心酸的眼泪。会上,硬要我这个“走资派”交代,是怎样支使这个“保皇派”的,我又是怎么同成都军区一位副司令联系的(这位副司令是一位坚强的老革命,我通过他的爱人———区妇联主任,请他在区上作过一次报告,他说了一些对造反派不满意的话。就这样把我们串在一起来了)。斗了一阵,没有结果,又把我关起来了。后来我拉肚子,经常上厕所,他们感到厌烦了,在川大批斗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后,把我同现行反革命一起拉上一辆大汽车,挂上牌子在全城游街,最后把我送进了宁夏街看守所。看守所的人说,我们收押的名单中没有这个人。后来区上有人认出了我,才把我押送回区委机关。

我俩被监禁在外,我经常想我们这一家子的日子怎么过?我的母亲已经接近古稀之年,她特别胆小,我害怕她经受不起这样大的刺激;儿子刚进小学,小女儿才两岁多,只靠一个好心的保姆在外边跑来跑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一天保姆给我送换洗衣服来时,她告诉我,我的女儿从楼梯上摔下来,把头碰破了,我的姐夫已把她送进医院治疗。我着急地想回家去看看,一是想见我的儿女,二是想母亲看看我这个儿子还是好好的,减轻她的挂念。我向看管的人请假,报告上去后得不到批准。后来我坚持要见已经出来工作的“革命领导干部”,向他说明情况后,被准许回家。但规定不能单独走,要派人跟着去,一个小时内回来。我已快两年没有回家了,今天我竟意外地回到了家里,妈妈惊喜得流下泪水。女儿已经不认识我了,我把女儿紧紧地抱着,看见她头上贴着纱布的伤口,心头像有针刺那么疼痛,泪水几乎要流出来了,但脸上还要装出笑容,真不是个滋味。时间已超过一个小时,跟着来的人催着我回去,我还想多坐一会儿,最后稍稍延长了点时间,才向妈妈说了一声“保重身体!”迅速地离开了家。当晚回到机关,久久不能入睡,我痛哭了一场。后来我还听说,在我们俩被监禁期间,市级机关的造反派还强行要求我们搬家,要将我们扫地出门,把母亲吓坏了。幸亏我姐夫出面干涉,才免一难。

到了1968年下半年,经常性的批斗少了,由机关举办学习班,有时对我们进行批斗。我利用这个时间,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重读了一、二、三卷。这个时候有一批领导干部相继“解放”了,就连培养我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市委书记、副书记都“解放”了,我还在被监禁,心情有些紧张。我想,我真的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了吗?我不信。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让我工作,那我们就男耕女织,也要生活下去。

学习班搬了几次家,当搬到神仙树部队一个训练基地时,每天只把我和区委书记留在这里,不准走。我就把炊事班的人力三轮车(拉货的)拿来学着骑,慢慢就骑会了。骑会以后,就有事干了。学习班要烤火,就派我骑三轮车去拉蜂窝煤,但还要派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跟着。我想,借外出拉煤的机会,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我已有好久没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走过了。拉煤回来,我向区委书记说,下一次我去拉煤你也跟着去。果然被批准了。我们在街上骑着三轮车跑着,又说又笑。熟人看见我们,以为我们“解放”出来了。有一天,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叫去,说:“你今天跟我走出去拉点东西。”我以为是公事,没有说什么就去了。谁知道是去给他搬家,我感到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但是不敢反抗。

那年的春节快到了,学习班宣布放假。我满以为我们也可以回家了,但仍然宣布我和区委书记不准走,但可以通知家里的人送一些酒菜来过年。他家里送了两瓶茅台酒,我家里送了两瓶五粮液酒,春节放假共四天,我们两人每天喝一瓶,实为借酒解愁。那时我又想起了爷爷教我的那首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们请炊事员同我们一起喝酒,但被拒绝了,原因是怕说成是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

1969101,为庆祝建国20周年,省、市举行盛大游行,区革委会批准我们两人参加游行。我们都感到无比高兴,认为这是恢复我们的政治权利,它预示着我们不久就可能获得自由了。游行那天,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穿上干净的中山服,走到人群中,大家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领队的说,叫他们(指我和区委书记)去扛国旗。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惩罚,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荣耀。我们都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果然,不久就宣布我们“解放”了,但在安排上有所不同。区委书记留在机关工作,我到西昌“五七”干校劳动,担任西城区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已经监禁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当天,我就赶公共汽回到家里,由于过度地兴奋,回到家里才知道,在车上把钱包丢了。幸运的是我包里只有一元多钱,几斤粮票,这小偷也太没运气了。妈妈见我回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连说,蚀财免灾,只要人好,什么都有了。妈妈为我做了好吃的,一家人吃了个团圆饭。回家看见妻子被整得身体极度虚弱,神经错乱,心里很不好受。特别是我很快就要到西昌去了,无人照料她怎么办?我找了区卫生系统的一位女同志,请她帮我解决我妻子的治病问题。她们非常热情地做了安排,这样我才安安心心地到了“五七”干校。

离开成都时,区上欢送我们,多数人舍不得离家远走,依依不舍,哭哭啼啼,我的心情却不一样,我为自己获得自由而庆幸(因为跟造反派在一起是不愉快的)。我们一个连队的人带着行李,坐了六辆货车,慢慢地出发了,连长坐在第一辆车上带路,我坐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车子发动后,还听见有哭泣的声音。

我们第一天到了雅安,第二天出车不久,山路就多了,弯弯曲曲,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这些在城市出来的人就不习惯了,不少人呕吐。翻过泥巴山后,太阳已落坡,在车队到九襄镇之前,险情发生了。我前面一辆车的方向盘的拉杆断裂,车子在转弯时,方向盘打不过来,还差不到半米的距离,车子就要翻下去了,吓得车上的人目瞪口呆,不少女同志吓哭了。后来司机把车子放在九襄镇修好后,才继续往前走。前面到了石棉县的同志很着急,半夜以后,修好的车子才赶到石棉县。第三天才到达目的地西昌。

西城区分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一部分是保守派,一部分是造反派中的“落伍者”,只有我一个人是当权派。对“老保”好办,我们之间有感情,宣布我“解放”后,他()们对我很友好,对我过去受到的迫害表示同情。这些“造反派”开始对我疏远,我对他们说:“过去的恩怨我不计较,‘革委会’说我是走资派,你能不批斗我吗?!我绝对不会报复。”慢慢地在劳动中大家相处得正常了。

在“五七”干校中,我遇到的难题不少。首先是大家吃得很差,一个星期才吃得到一次肉。有一次妻子的一位姐姐来看妹夫,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几节香肠,对我来说是大大改善生活了。后来连队喂了几头猪,几十只羊,生活慢慢有所改善。不幸的是,那里的狼比较多,晚上出去经常看见一对对闪亮的眼睛把你盯着。有一次,狼把我们挂在屋檐下面的腊肉给叼走了,又有一次把我们的羊咬死了。吃不上肉的“五七战士”好惋惜哟。司务长是个很活跃的人,有一次打牙祭,他在小黑板上写菜谱时,还写了“白酒”二字,在下面用括号写了两个小字“自备”,同志们看了只得空欢喜。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牛朗坝,缺水,饮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回来。我们决定自己打井取水。经过地质勘探后,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我和他们一起去打井。由于我们不懂得打井方法,又没有打井的工具,不仅时间拖长了,还差一点出事故。有一次,当我在井下砌石头时,上面吊的石头没有套牢,滑了下来,打在我的身旁,差一点我就呜呼哀哉了。经过一周多的奋战,终于打好了水井,大家可高兴了。

第三个困难是缺少住房。刚下去时,我们连队几个头头和搞后勤的同志,都住在厨房里,睡大铺。各个排的学员也挤着住,校部决定我们自建住房两栋,由学员中几位懂行的当施工,大家一齐动手,打泥墙。那时正是1970年的早春二月,西昌的风很大,有一位学员筑墙时,刚刚把木棰举起,一股大风吹来,把人和木棰一起吹翻在地,受了轻伤。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劳动,我们终于修起了第一栋住房,我们把新房分给女同志和年纪大的人住。为了拆掉旧房,盖第二栋新房,我们连队领导搬进了帐篷。我第一次住这种房子,感到很新奇。白天太阳晒着,在中午睡觉温度高达三十多度,晚上大风吹来,帐篷上下抖动,还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照样睡得着,因为实在太累了。

第四个困难,是学员的思想工作难做。在1969年的冬天,队上的同志,就纷纷要求请假回家,理由都是父母或配偶生病。那个时候送我收的电报也特别多,都是写的家中有人“病重”或“病危”,申请把学员放回去的。我们研究决定一个也不放。有人提出,为什么副连长可以回去,是不是因为他与我贴得紧?我说副连长分管后勤,需要到成都采购东西,回机关办事,“我就是要放他回去”。我带头不回成都,并分头做思想工作。到“五七”干校时,我带了一把理发工具,专门为学员们理发,我就利用理发的时间给学员做思想工作。遇到有些人思想不通,我就主动上门给他理发、做工作。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那些电报基本上都是假的。经过我们耐心地工作,大家逐渐平静了。

在“五七”干校这段日子里,虽然生活上艰苦一些,但精神上很愉快。同志们互助友爱,男同志帮助女同志做力气活,女同志帮男同志做针线活。春节,我们举办晚会,学员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也重新亮开了我的歌喉。西昌的月亮特别亮,我们举办晚会就在篮球场上,不用照明,也能看清歌单上写的字。平时每周放一次电影,星期六大家都在一起洗衣服、搞卫生,或者去爬山。西昌那里气候干燥,春天风又大,经常发生山火。一发生山火大家都自觉地出去灭火。有一个晚上,附近发生山火,我带领大家跑了几里路去灭火,回来时点名,少了一位学员,这事真把我急坏了,马上派人去找,才把他找回来。最后弄清原因是,这位同志在灭火时跌倒在坑里爬不上来,好在没有受伤。还有一次扑灭山火时,一位女同志壮烈牺牲了。

在“五七”干校时,我唯一得到安慰的是,1970年暑假,妻子把十岁的儿子送到我身边当了一名小“五七战士”。白天我工作,他自己去耍,中午同我一起在草地上玩,晚上同我一起睡在帐篷里。暑假期满回去时,衣服很脏,长了一身虱子,怪我确实没有时间去管他。

在“五七”干校期间,我的身体锻炼得很好,坚持带头参加体力劳动,能挑一百多斤走上坡路。吃得、睡得,过去在机关工作期间治不好的长期失眠症,到这里就治好了。每天有充足的阳光照身,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在那里劳动一年之后,组织上调我回机关,临走时同志们都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同志们。这一段生活确实值得回忆。

1997年,我到了凉山,还特地去到西昌牛朗坝原“五七”干校的旧址去看了看,勾起了我对“文革”以及这一段生活的回想。今昔对比,百感交集,一种最为强烈的感受就是,愿那一场劫难永远不要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我们这些经历过血与火的人们,更要珍惜自己的劫后余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更加努力地工作。

 

作者:龚读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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