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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辩证认知
2006-9-8 来源:本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社会主义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又是对矛盾冲突整合与超越的历史过程。和谐社会并非静态的完美,而是动态的协调;并非矛盾与冲突的消弭,而是表现为提供一种在矛盾与冲突中仍能保持和谐发展的机制和价值引导。

 

   一、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价值目标

    1.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依据,反对空想社会主义“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恩格斯语)呼唤社会主义的到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忽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根据。从发生学角度上说,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解放、人类美好前途、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1803年发表《世界和谐》一文,第一次公开阐述他的社会理想是要以“和谐制度”代替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称为“病态社会”,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全体和谐”。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足”,不在于其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在于他们的设想脱离了“现实的基础”,只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产物,“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必须面对客观世界,依据客观世界的规律改造世界;同时又要认清客观世界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系,自己给自己构建人所要求的“图景”,并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变成自己理想的世界。

   2.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两大目标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发展规律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历史必然性,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规律性;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立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人类解放为最终价值目标,论证了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目的性。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追求两大目标: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为此,他把未来社会称作“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②他们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对未来社会主义新社会提出在生产力长足发展、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形成和谐关系的设想。换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一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目标。

   3.社会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价值目标,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缜密的逻辑论证。建立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生产力长足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社会主义由其本质所决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二、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和谐不排除过程的矛盾、冲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起点低、底子薄的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在这一过程中面临许多难以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具体领域。但是,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又是不可割裂的,社会发展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并构成社会发展的实际环境和背景。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还存在大量不和谐现象,从客观历史原因分析,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

   1.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价值取向。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程度,价值取向的实现程度,都要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虽然,经济发展不能等同社会的发展,但是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以社会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为现代化“骨架”。恩格斯曾说,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关于城乡对立问题的思想,也适用于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理解。例如,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教育投入三大发展难题,都需要靠发展来解决。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⑤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当然,这里说的发展是广义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就是在发展中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进程;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发展作为其基本路径。

   如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进行长期奋斗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是一项短期任务,同样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逐步实现。只有扎扎实实地从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不断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既要把握目标和过程的统一,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

   2.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要素与现代社会要素交错、共存

   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又具有两方面的特点:

首先,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其他国家的转型不同,面临许多“早发”、“内源”现代化国家转型不曾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起点甚低,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起步时间晚,比发达国家晚了100~150年,经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基础薄弱、社会发展落后等;二是原有体制和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方面体制存在过分集中、严重僵化以及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不尽合理等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全面协调进步;三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相伴随,还有一个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由此派生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复杂性,难以避免产生现代因素与旧体制传统因素的摩擦和冲突,产生社会秩序结构的“松动”、“脱节”、社会结构功能障碍和关系失调的矛盾与问题。

    其次,社会发展目标与现实处于矛盾之中。按照社会演进的一般进程,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完成资本积累进入到现代社会。但是,作为“外源”、“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却没有可能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按部就班”地进入到现代文明。我们一方面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并存,工业化还处于中级阶段;另一方面,处于现代国际竞争环境中的我国,发展的参照系却是包括信息化、民主化在内的现代社会。在当代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被置于同一过程之中,两“化”的核心指标并存难以避免目标与现实的冲突。“取代生物性能源的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取统治地位的过程”的工业化,势必强调GDP的重要,强调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及城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而现代化指标更为强调的是资源的最优化利用、污染的最小化、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由于工业化与现代化推进的“共时性”, 不同核心指标体系之间形成矛盾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由此观之,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面对一个绕不开的“二律背反”:社会矛盾的凸现,一方面将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急迫地提到我们面前;而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毕竟不是要表达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其所需要的一定历史前提,包括民主、法治基础目前还比较薄弱,又不能不使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现实出发,充分认识其过程性,避免急于求成。

 

   三、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反思

   1.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主观失误检讨

    社会不和谐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分析,不能代替主观知行上经验教训的总结。事实上,我们曾经一度冷落了社会发展。过去讲“社会发展”,往往是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发展,虽然也曾在狭义上使用过“社会发展”,但对其内涵并无明确界定。鉴于历史原因,我们所说的“社会发展”,更多的是强调“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经济的增长,社会发展往往作为一项软指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我国都只有“国民经济计划”。即使到1982年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计划”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我们关于什么是“社会发展”,认识仍然还不太清晰、不太系统。人们容易产生的印象是,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硬任务,而社会发展只是一种软约束、软要求。即便是1994年后,从理论上我们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提出了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观念,但严格地说,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实践证明,由于对社会发展缺乏深入研究,出现了经济发展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结局。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片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任何问题的分析,都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的需求很难顾及。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我们知之不多,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关键是要能及时和善于总结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要经常“回顾一下,看看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做得还不够”。“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⑥每当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遇到灾难性的事件,或者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往往更加清醒,迫使我们进行反思,然后做出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选择。2003年,中国少数地方爆发了“非典”疫情,这对国家和民族无疑是一场灾难。当我们靠民众的力量战胜了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灾难后,我们似乎更加理智和清醒了。温家宝总理指出: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斗争,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

   2.现代化各种因素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非协调性与非“和谐”性

   总结经验教训,关于需要深化各项改革,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机制、体制的讨论已比较充分,但是在发展观念上的反思,特别是对现代化的认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待深入。就笔者个人之见,之所以出现一度对社会发展的“冷漠”,除了确有部分同志见“物”不见“人”、只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人的发展,产生所谓“GDP崇拜”等问题外,可能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有的同志自觉不自觉把现代化的推进披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面纱,缺乏对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后果历史变迁的心理准备,对这一进程中将会出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估计不足,准备不足。

    二战后西方兴起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中,有一种“和谐论”,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经济增长缓慢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经济增长保持高速度,就可以提高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消除贫困,就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为平均分配创造前提,最终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从理论上说,将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看作是和谐的、互容的、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甚至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多方面的进步。这种和谐论的思想是与人类的理想相一致的,也似乎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得到证明。但这种和谐论只能用很长的时间跨度过程来支持,如果以较短的历史跨度作为标准,人们看到的远不是这样一种和谐的情景。事实上,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伴随一系列的消极因素,在这一进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现出来。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起飞战略”、“赶超战略”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这一理论也因此陷入困境而被否证。

   这一理论在中国有其独特的表现,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全面发展,而且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赢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能够保护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达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加分析地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什么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离婚率上升等不和谐的“坏东西”,在有的人眼里,那是只会出现在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治愈痼疾”的体现。事实上,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在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共同难题。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能回避或绕开这个社会转型过程及相应的社会问题。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面对社会主义进程中存在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便可能神经质地产生“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的犹疑和困惑。

   总之,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和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又是应对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产生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主体性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重视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机制建设与价值引导

    1.构建容纳和化解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机制

    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其实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说到底是利益关系问题。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⑦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这不仅指经济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生产和生活。“‘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⑧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消除了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阶级对抗性,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不再是“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⑨的状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时期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已经消失,也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不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大一统的利益一元化格局开始瓦解,社会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新格局。从社会需要生机与活力来说,利益差别与分化为社会发展进程所必须。但是,这种差别与分化需要一个“度”。更为重要的是,在差别与分化的背景下,必须积极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如果这种机制长期“缺位”,不仅会严重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安定、稳定。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利益上的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提供一种容纳和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的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相反,它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包容和对矛盾以至冲突的化解本身就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通过机制的构建能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正视利益多元、协调利益冲突,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利益整合与协调机制,已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

   2.建设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体系

  利益问题的深层次是价值问题,利益问题的解决与制度完善和人们对制度的认同相关。社会矛盾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利益驱动矛盾,这类矛盾、冲突的目标比较明确、议题也比较具体。一般采取上访、游行示威、罢工,也可能扰乱一些社会治安,但它还没有构成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冲击。二是体现阶级认同、阶级意识、社会态度及行为取向的价值驱动矛盾。价值驱动的矛盾往往带来社会矛盾新的复杂性,其目标比较抽象,针对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在社会发展中,利益驱动矛盾影响不会太大,也比较容易控制和整合,而真正出现打断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价值驱动的矛盾。以前我们对这种矛盾不太注意,因而有时有认识误差,现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有学者指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生活艰难,已使部分工农群众把不满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益的问题。这种不满情绪和片面认识目前还是自发和分散的,其危害尚未集中表现出来,但确实提出这样的警示,如不高度重视基本工农群众因生活过度贫困可能带来的危害,那么就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⑩目前我国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主要还是“维护权利”的第一类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如果处理不及时、协调不好,也是有向第二类矛盾转化的可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认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意味着社会需要有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体系。社会管理不能仅仅靠制度。制度仅仅制约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制约人们的心灵。没有心灵约束的社会,是不健全的社会。一个国家和社会一定要有自己的主导共同价值,构成这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建设,努力构建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各种机制,又要伴之以正确的价值引导,把共同价值建设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在不断解决具体利益关系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建设与社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共同价值体系。

 

    (作者为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成都行政学院教授)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4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7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

  ⑤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372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72

  ⑩《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刘晓凯文

 

作者:康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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