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党史博览  
北京:宋庆龄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2017-8-4 来源:北京市委党史网
    廖良初
 
    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庆龄是中国抗战的热烈宣传者、支持者、参加者和领导者。当时,她作为一位国民党民主派,以自己特有的地位和影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奔走呼号,推动国共合作,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入中华腹地。中国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蒋介石集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能否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了挽救中国、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宋庆龄深知其重要性,她联合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
    1934年4月,宋庆龄联合何香凝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中国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1]。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宋庆龄率先响应,她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中呼吁: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当得悉中共瓦窑堡会议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宋庆龄兴奋万分,完全赞成,想方设法地为创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1936年元月初,当宋子文以弟弟的身分拜见姐姐,请求宋庆龄帮助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用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向转告给共产党时,宋庆龄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的请求,表示愿意设法与中共联系。嗣后,宋庆龄立即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并将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委托给在沪从事中共秘密工作、以牧师身分出现的董健吾去完成。她让他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延安交给毛泽东。董健吾顺利抵达延安,完成了任务。当毛泽东收到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秘密要件后,不仅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和感激的语言马上给宋庆龄复函,提出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请宋庆龄转告国民党中央;而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把宋庆龄向党中央所提供的这一重要信息,作为可靠且信赖的主要依据,重新考虑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政策。由此可见,宋庆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最先为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极重要的信息。这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唤醒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宋庆龄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一面声援张、杨两将军实行“兵谏”的高度爱国爱民的正义行为,另一方面,她认为只要答应条件,就释放蒋介石,共同抗日。为了帮助张、杨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事发的第二天,宋庆龄毅然决定乘飞机赴西安,因飞机紧张及其他原因,西安之行未成,但她此举影响颇大。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会上,宋庆龄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并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2]。由于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在会上力争,会议决定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中央致电中提出的条件。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紧密配合,接连发表文章和声明,从不同角度阐明:只有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中共曾要求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著书立说,痛斥亡国论调,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决心以血肉筑成一条新的长城,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有一部分人慑于日本帝国主义表面的强大,犹豫动摇,散布中国“太弱论”、“失败论”、“亡国论”等一系列论调。
    宋庆龄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她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8月,她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著名文章,指出:关于中国,现在流传着许多不真实的看法: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10月,平津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的大片土地,但宋庆龄的心里仍然闪烁着中国必胜的光芒。她在这时写的《致英国工党书》中表示: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她现在是正为了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战。毫无疑义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11月,上海沦陷前夕,日本侵略军分兵直指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宋庆龄在她的《两个“十月”》文章中,满怀民族仇恨又信心百倍地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野蛮和残酷,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混乱和恐怖。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些破坏我们的文化和进步的人。他们的现代化武器,将被我们的无穷勇气所粉碎。1938年10月,日军先后侵占了广州和武汉,祖国的半壁山河沦于日寇之手。12月18日,汪精卫潜离重庆,公开投敌。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侵华日军大部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采取诱降政策。这样,蒋介石集团对抗战更加动摇,“和战问题”一时又甚嚣尘上。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宋庆龄巍然不动,她严厉斥责卖国贼汪精卫及其汉奸集团,赞成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和通辑他们,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我们将法西斯侵略者驱逐出大陆,解放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为止。1939年7月,她在纽约《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当中国赢得胜利的时候》的文章,豪迈地说:我们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无容置疑的了。我们的斗争不到最后胜利绝不停止。
    据统计,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为止,宋庆龄共发表文章、演讲和书函50多篇。这些历史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真理。
    是什么因素使宋庆龄坚信我胜敌败呢?她当时就已作出过明确的回答: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伟大的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她认为,要预测战争的胜负,还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力量,分析它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她认为日本主要弱点是工业生产原料缺乏,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在战争中其它国家随时可能中断对它的供给;日本农业产值也逐年下降,农民负担日重,农村杜会的不稳定已经表面化。日本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的长期战争的。而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这个觉醒的民族,土地广大,资源富有,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由此,她得出日本的武力是一只“纸老虎”的论断。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日军猖狂进攻的战争初期,宋庆龄就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不懈努力,反对内战和分裂,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内团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宋庆龄曾经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保卫抗战的基础是统一战线。她还针对一些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误解,进行了正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解释。她说:“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抗日”这两个字反映着一个事实,即日本今天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任何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团体。“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她针对国共两党合作后产生的摩擦,指出:现在,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应该尽弃前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她认为,全国一切力量的团结,是我们无敌力量的源泉。团结的重点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他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他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3]
    1941年初,当国民党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把枪口对准人民军队、国共两党关系即将破裂之时,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1月14日,她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4]她说:“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战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5]她强调各党派在抗日的同一革命目标下,不应互相猜忌,只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肩负起抗战救国之责,才能将抗战进行到底。如果搞分裂,阴谋“剿共”,则会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便利敌人乘间抵隙,中敌以华制华之毒计。
    1月18日,宋庆龄获悉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团结局面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与何香凝等联合电斥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6]她痛恨在皖南事变中发动内战的人,指责他们是想打开大门引狼入室。她说国共携手对敌,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这是连东京的军阀也明白的道理。
    宋庆龄认为“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7]。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团结。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民主,希望英美朋友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
抗战八年,虽然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反共的主张,国共两党摩擦不断,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气焰还是有所收敛,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始终得以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护,其原因虽然是多方而的,但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不懈努力,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不遗余力,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力争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前,英美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进而窥视太平洋地区,从多方面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方的利益,但他们却标榜所谓“不干涉”的立场,竭力与日本寻求妥协,希望中日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既想借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削弱他们在东方争霸的对手,又欲利用日本的武力扑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把战火引向苏联。尽管国际关系如此复杂,但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没有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中国的抗战要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同盟,尽量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持。
    面对英美等国的态度,宋庆龄没有气馁,她不遗余力地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宣传和鼓动。她在许多书信、演说和文章中,反复向世界阐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如她在《致印度人民》的信中说:我们需要一切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切力量的团结。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抗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因为我们抗战抵御的是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同时是世界民主力量的敌人。所以,“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黩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8]她还正告英美政府,应该看到正是中国的抗战才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她针对英美的一些集团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缔结远东慕尼黑协定和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她说:由于中国人民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你们这种行为是助桀为虐,将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宋庆龄还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说我国的抗战是为了使我们被侵略的国土获得解放和自由,我们是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她呼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
    由于宋庆龄等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倡导,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援华”团体。一时间,在美国,如“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等先后成立;在英国,如“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等也先后成立;在加拿大,如“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侬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等也纷纷建立。到1940年2月止,仅国际友人成立类似这样的团体就有100多个。他们除给予大批的物资援助外,还给予了人力的支持和援助,如人所共知的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艾黎、克拉克夫妇、爱泼斯坦、王安娜等国际友人;大批医务专家到抗日根据地的除最著名的白求恩大夫之外,还有印度的柯隶华、巴苏华、木克华、仇克华,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德国的米勒,加拿大的于文等。这些物力、人力的援助,对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夺取最后胜利,起了很有益的作用。
忘我工作,领导“保盟”爱国组织,力保抗战物资供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尽量改善中国抗战的物资条件,动员一切进步力量支援抗战,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她邀请在香港的一些中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逻伯逊、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赛珍珠和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作为共同发起人,并自任主席。“保盟”总部设在香港,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城市设有分会。她向国内外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宣言》,宣告:“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就是,鼓励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的正义战争。
    “保盟”成立后,积极工作,取得国际朋友和华侨赤子对中国抗战以政治和道义上的积极支持,还募集了大量捐款和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赠送给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据文献记载,1939年6月“保盟”一周年时,收到各国朋友的捐款就达25万港币(约合当时8万美元或1.6万英磅)。[9]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一年多,“保盟”又收到港币16.3万余元捐款。[10]这些捐款大多数以医疗物资等形式送往内地,其中包括10辆卡车,1部大型救护车,数千条澳洲毛毯,还有医院设备如显微镜和X光机,战地临时医疗帐篷、蚊帐、被单、缝纫机等物品,还有10万片奎宁。
    据延安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初,各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多达26亿元[11]。每年秋天,“保盟”都要开展征募寒衣运动,华侨无不积极响应,如1939年,仅“南侨总会”月余就募赠寒衣30万套。在人力支援上,大批爱国青年不顾困难,不怕牺牲,毅然决然回到祖国,不少人为抗战保国而血洒疆场,英勇捐躯。
    除华侨同胞和国际友人捐款、援助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利用义演、义赛乃至义卖,开展“一碗饭运动”等形式,在国内(如香港、重庆等地)募集
到不少捐款和物资,动员了不少人力支援抗战。她把募集到的大部物资、大批的人力用在“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广大的游击区。
    另外,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号召发展战时经济,实行生产自救。由于宋庆龄和国际友人及华侨同胞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全国非敌占区蓬勃发展起来,各种工业合作社迅速且星罗棋布地得到建立。据统计,到1942年6月,全国“工合”达1590多个,生产种类有纺织、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文具、印刷、医药、化工、五金、机器、采矿、交通等50多种。“工合”运动安置了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了大量的军需品和民用品,起到了支援抗战前线、稳定抗战后方经济基础、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作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永垂史册,宋庆龄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作者单位:湖南岳阳师范学院社科部  湖南414000)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2]《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3]《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4]宣言起草时,宋庆龄等还不知道皖南事变实际上已于1941年1月6日开始发动了。
[5]《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6]《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7]《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9]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页。
[10]《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 - 1940),第100 - 103页。
[11]《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廖良初 抗日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庆龄是中国抗战的热烈宣传者、支持者、参加者和领导者。当时,她作为一位国民党民主派,以自己特有的地位和影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奔走呼号,推动国共合作,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魔爪伸入中华腹地。中国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面对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蒋介石集团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能否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了挽救中国、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宋庆龄深知其重要性,她联合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 1934年4月,宋庆龄联合何香凝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中国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1]。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宋庆龄率先响应,她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中呼吁: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完全是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当得悉中共瓦窑堡会议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宋庆龄兴奋万分,完全赞成,想方设法地为创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1936年元月初,当宋子文以弟弟的身分拜见姐姐,请求宋庆龄帮助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用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向转告给共产党时,宋庆龄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的请求,表示愿意设法与中共联系。嗣后,宋庆龄立即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并将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委托给在沪从事中共秘密工作、以牧师身分出现的董健吾去完成。她让他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延安交给毛泽东。董健吾顺利抵达延安,完成了任务。当毛泽东收到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秘密要件后,不仅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和感激的语言马上给宋庆龄复函,提出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请宋庆龄转告国民党中央;而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还把宋庆龄向党中央所提供的这一重要信息,作为可靠且信赖的主要依据,重新考虑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政策。由此可见,宋庆龄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最先为中共和毛泽东提供了极重要的信息。这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早日实现,唤醒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5月,宋庆龄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庆龄一面声援张、杨两将军实行“兵谏”的高度爱国爱民的正义行为,另一方面,她认为只要答应条件,就释放蒋介石,共同抗日。为了帮助张、杨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事发的第二天,宋庆龄毅然决定乘飞机赴西安,因飞机紧张及其他原因,西安之行未成,但她此举影响颇大。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会上,宋庆龄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并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2]。由于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在会上力争,会议决定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中央致电中提出的条件。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紧密配合,接连发表文章和声明,从不同角度阐明:只有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中共曾要求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著书立说,痛斥亡国论调,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决心以血肉筑成一条新的长城,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有一部分人慑于日本帝国主义表面的强大,犹豫动摇,散布中国“太弱论”、“失败论”、“亡国论”等一系列论调。 宋庆龄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她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8月,她在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著名文章,指出:关于中国,现在流传着许多不真实的看法:说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10月,平津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的大片土地,但宋庆龄的心里仍然闪烁着中国必胜的光芒。她在这时写的《致英国工党书》中表示:日本的黩武主义者决不能奴役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她现在是正为了保持民族生存而抗战。毫无疑义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11月,上海沦陷前夕,日本侵略军分兵直指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宋庆龄在她的《两个“十月”》文章中,满怀民族仇恨又信心百倍地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野蛮和残酷,在我们领土上造成了混乱和恐怖。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这些破坏我们的文化和进步的人。他们的现代化武器,将被我们的无穷勇气所粉碎。1938年10月,日军先后侵占了广州和武汉,祖国的半壁山河沦于日寇之手。12月18日,汪精卫潜离重庆,公开投敌。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侵华日军大部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采取诱降政策。这样,蒋介石集团对抗战更加动摇,“和战问题”一时又甚嚣尘上。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宋庆龄巍然不动,她严厉斥责卖国贼汪精卫及其汉奸集团,赞成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和通辑他们,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我们将法西斯侵略者驱逐出大陆,解放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为止。1939年7月,她在纽约《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当中国赢得胜利的时候》的文章,豪迈地说:我们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无容置疑的了。我们的斗争不到最后胜利绝不停止。 据统计,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为止,宋庆龄共发表文章、演讲和书函50多篇。这些历史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真理。 是什么因素使宋庆龄坚信我胜敌败呢?她当时就已作出过明确的回答: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伟大的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同时,她认为,要预测战争的胜负,还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力量,分析它的经济潜力和它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她认为日本主要弱点是工业生产原料缺乏,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在战争中其它国家随时可能中断对它的供给;日本农业产值也逐年下降,农民负担日重,农村杜会的不稳定已经表面化。日本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中国的长期战争的。而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了,这个觉醒的民族,土地广大,资源富有,有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由此,她得出日本的武力是一只“纸老虎”的论断。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日军猖狂进攻的战争初期,宋庆龄就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不懈努力,反对内战和分裂,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内团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宋庆龄曾经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保卫抗战的基础是统一战线。她还针对一些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误解,进行了正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解释。她说:“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抗日”这两个字反映着一个事实,即日本今天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因此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任何不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团体。“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她针对国共两党合作后产生的摩擦,指出:现在,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应该尽弃前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她认为,全国一切力量的团结,是我们无敌力量的源泉。团结的重点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国共之间的关系还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他们的合作就是团结的基础;他们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民族团结的危机。”[3] 1941年初,当国民党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把枪口对准人民军队、国共两党关系即将破裂之时,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1月14日,她联合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4]她说:“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战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5]她强调各党派在抗日的同一革命目标下,不应互相猜忌,只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肩负起抗战救国之责,才能将抗战进行到底。如果搞分裂,阴谋“剿共”,则会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便利敌人乘间抵隙,中敌以华制华之毒计。 1月18日,宋庆龄获悉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团结局面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与何香凝等联合电斥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6]她痛恨在皖南事变中发动内战的人,指责他们是想打开大门引狼入室。她说国共携手对敌,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这是连东京的军阀也明白的道理。 宋庆龄认为“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战线的一个最大的威胁“[7]。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团结。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民主,希望英美朋友支持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抗战八年,虽然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反共的主张,国共两党摩擦不断,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气焰还是有所收敛,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始终得以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护,其原因虽然是多方而的,但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和不懈努力,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不遗余力,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力争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前,英美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妄图吞并整个中国,进而窥视太平洋地区,从多方面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方的利益,但他们却标榜所谓“不干涉”的立场,竭力与日本寻求妥协,希望中日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既想借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削弱他们在东方争霸的对手,又欲利用日本的武力扑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把战火引向苏联。尽管国际关系如此复杂,但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抗战没有国际力量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中国的抗战要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同盟,尽量争取英美等国际力量的支持。 面对英美等国的态度,宋庆龄没有气馁,她不遗余力地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宣传和鼓动。她在许多书信、演说和文章中,反复向世界阐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如她在《致印度人民》的信中说:我们需要一切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一切力量的团结。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抗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因为我们抗战抵御的是压迫者,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们同时是世界民主力量的敌人。所以,“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黩武主义者以及他们惨杀的和非人道的破坏方法,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8]她还正告英美政府,应该看到正是中国的抗战才使日本在南方不能攫取英美的属地。她针对英美的一些集团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缔结远东慕尼黑协定和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她说:由于中国人民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你们这种行为是助桀为虐,将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宋庆龄还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说我国的抗战是为了使我们被侵略的国土获得解放和自由,我们是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她呼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们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 由于宋庆龄等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倡导,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援华”团体。一时间,在美国,如“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等先后成立;在英国,如“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等也先后成立;在加拿大,如“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侬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等也纷纷建立。到1940年2月止,仅国际友人成立类似这样的团体就有100多个。他们除给予大批的物资援助外,还给予了人力的支持和援助,如人所共知的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艾黎、克拉克夫妇、爱泼斯坦、王安娜等国际友人;大批医务专家到抗日根据地的除最著名的白求恩大夫之外,还有印度的柯隶华、巴苏华、木克华、仇克华,美国的马海德、爱罗色,奥地利的罗森塔尔,德国的米勒,加拿大的于文等。这些物力、人力的援助,对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夺取最后胜利,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忘我工作,领导“保盟”爱国组织,力保抗战物资供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尽量改善中国抗战的物资条件,动员一切进步力量支援抗战,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她邀请在香港的一些中外著名人士如贾·尼赫鲁、保·逻伯逊、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赛珍珠和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作为共同发起人,并自任主席。“保盟”总部设在香港,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城市设有分会。她向国内外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宣言》,宣告:“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就是,鼓励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的正义战争。 “保盟”成立后,积极工作,取得国际朋友和华侨赤子对中国抗战以政治和道义上的积极支持,还募集了大量捐款和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赠送给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军民。据文献记载,1939年6月“保盟”一周年时,收到各国朋友的捐款就达25万港币(约合当时8万美元或1.6万英磅)。[9]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一年多,“保盟”又收到港币16.3万余元捐款。[10]这些捐款大多数以医疗物资等形式送往内地,其中包括10辆卡车,1部大型救护车,数千条澳洲毛毯,还有医院设备如显微镜和X光机,战地临时医疗帐篷、蚊帐、被单、缝纫机等物品,还有10万片奎宁。 据延安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初,各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多达26亿元[11]。每年秋天,“保盟”都要开展征募寒衣运动,华侨无不积极响应,如1939年,仅“南侨总会”月余就募赠寒衣30万套。在人力支援上,大批爱国青年不顾困难,不怕牺牲,毅然决然回到祖国,不少人为抗战保国而血洒疆场,英勇捐躯。 除华侨同胞和国际友人捐款、援助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利用义演、义赛乃至义卖,开展“一碗饭运动”等形式,在国内(如香港、重庆等地)募集到不少捐款和物资,动员了不少人力支援抗战。她把募集到的大部物资、大批的人力用在“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广大的游击区。 另外,宋庆龄积极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号召发展战时经济,实行生产自救。由于宋庆龄和国际友人及华侨同胞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全国非敌占区蓬勃发展起来,各种工业合作社迅速且星罗棋布地得到建立。据统计,到1942年6月,全国“工合”达1590多个,生产种类有纺织、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文具、印刷、医药、化工、五金、机器、采矿、交通等50多种。“工合”运动安置了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了大量的军需品和民用品,起到了支援抗战前线、稳定抗战后方经济基础、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作为伟大的历史事件永垂史册,宋庆龄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作者单位:湖南岳阳师范学院社科部 湖南414000)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2]《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3]《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4]宣言起草时,宋庆龄等还不知道皖南事变实际上已于1941年1月6日开始发动了。 [5]《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6]《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7]《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67、343、320、323、343、202页。 [9]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页。 [10]《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 - 1940),第100 - 103页。 [11]《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主办:中共成都市党委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17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