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网站 www.zgcdds.cn
今天是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首页 > 红色记忆  
重温那一段 七七事变
2007-7-9 来源:成都日报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一位“七七事变”亲历者的动情讲述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中国守军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遂向位于桥东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攻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第29军官兵在日军蛮横无理的挑衅和攻击下,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

  回到那一天

  ——“七七事变”抗战老兵重返卢沟桥

  7月北京的骄阳下,9位白发苍苍的抗战老兵,70年后重返一座历经沧桑的桥,缅怀历史,寄托哀思。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宛平城外,“卢沟晓月”碑亭前,9位年逾八旬的老兵在口号的指令下列队报数并行军礼。

  “一,二,三……八,九!”老人们洪亮的声音在卢沟桥上空回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20天后,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一天内伤亡士兵超过5000人。随后,北平失守,天津沦陷。

  9位老人就是当年奋勇抵抗的第29军老兵,他们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的87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70年来首次回访卢沟桥。

  “民族兴亡的命运,正担在我们两肩……挥舞起锐利的剑,冲杀向敌人的胸前,报了民族仇,偿了我的愿,死有何憾,死有何怨!”87岁的老兵,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顾问沈甸之激动地当众朗读当年写下的豪迈诗句,动情之处,不由得眼眶湿润。

  在宛平城内的抗日战争纪念馆,89岁的赵新立在一幅幅照片前驻足凝视,并不时伸出颤巍巍的手对身边的人说:“当时就是这个情况,日本侵略军没有人性,老人小孩都不放过,惨哪!”

  当年29军132师的张可宗战后定居重庆,他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想起抗战的事情。现在我告诉下一代,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寸土必争,29军尽到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但张可宗也有遗憾。他说:“那时我是班长,主要负责首长保卫工作。我们流过血,流过汗,却没有保护好首长,现在依然感到惭愧。29军目前只剩我们这几个了,我们也老了。”

  佟麟阁、赵登禹、冯玉祥等名将的后人,以及被掳日本的幸存劳工等历史见证人也与老兵们一起参加纪念活动。

  “每次来到这里,我都是国恨家仇涌上心头,心情难以平静。”佟麟阁的儿子佟兵说。

  活动的组织者,多年来致力于口述史研究工作的民间人士方军说:“亲历者的自述是丰富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细节。”“70年后战场重聚,他们留下的可能是卢沟桥事变亲历者的最后一张写真。”方军说。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何理说,抗战老兵是历史的活证人,历史就写在他们身上,他们亲身参与这样的纪念活动具有特别的震撼意义,而这项活动由民间自发组织,也体现了群众对历史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七七事变’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西山野营,学习如何抗日打游击。突然间听见隆隆炮声,我们心想——出事了,赶紧回学校!”91岁的朱穆之老人坐在自家客厅里,回忆起7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清晨,给记者讲述了他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亲身经历。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近日,记者拜访了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朱穆之同志。他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亲历“七七事变”,是当年在民族危亡时刻投身抗日洪流的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之一。

  奋起

  “国家衰弱,人民的屈辱无法忍受。”

  国家危亡是促使当年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最直接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时间,国破家亡的感受刺激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神经。七七事变,令中国丢失东北后,华北五省以及全中国也即将不保,“这是最后关头!必须奋起抵抗!”朱穆之回忆说。

  1937年7月,朱穆之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影响下,走上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国家衰弱,人民的屈辱无法忍受。”国家的命运与每个家庭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朱穆之,父亲经营小买卖,母亲摇线织袜,生活没有保障,童年就曾因战乱两次“逃难”,“国危家难存,我的亲戚中有上吊的、有投河的,真是可怜!”朱穆之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朱穆之正在北京上学。他回忆说:“‘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平一日数惊,越来越萧条冷落。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寻衅滋事。鸦片、白面公开贩卖,日本货充斥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店铺。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除了奋起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1933年,我进北大时,学生相当活跃,有各种活动。1934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京之后,大肆镇压逮捕进步学生。各学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了,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屈膝媚外、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普遍。”朱穆之回忆道。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朱穆之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组织、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游行及其他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朱穆之和北京的一些进步同学也开始积极活动,组织慰问团多次到广安门慰问驻守北京的29军战士,还到在北大三院宿舍建立的伤兵收容站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

  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朱穆之和多位同学于8月初乘火车离开北京逃往天津。

  战斗

  “那时有一股热情,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无心抵抗,日本军队推进速度极快。由北京到济南,由济南到南京,日军沿着交通线向南,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这条路线也正是离开北京的抗日学生逃亡的路线。

  1937年8月初,朱穆之和同学来到天津。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皮箱,还有一个以为是哪位同学落下的“帽盒”,在出站口差一点受到日军搜查。他后来才发现,那个“帽盒”里装着的竟然是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抗日文件及传单。“如果那时被日本人发现,脑袋就没了。”朱穆之把这段经历当作笑话,说了出来。

  此后,他又和同学们一起辗转至济南、南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京,原名朱仲龙的他改名为朱穆之,表示崇尚岳武穆(岳飞),精忠报国。

  经进步作家介绍,朱穆之参与了有我党领导背景的南京《金陵日报》办报工作,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写过评论。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撤出南京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大批热血革命青年选择到敌后去,迎着日军袭来的方向前进,朱穆之也是如此。在当时,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

  南京陷落后,朱穆之先是随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民船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这个剧团且行且演,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朱穆之说,每次演出前,他都向群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1937年底,朱穆之到达武汉。然而很快,武汉也面临陷落。

  在武汉,有北大的同学约他一起南下组织“青年救国团”,但此时的朱穆之强烈地渴望到前线参加作战。正好有同学要回鲁西北老家(当时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朱穆之毅然与之同行。“那时有一股热情,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朱穆之说。

  当时,敌后根据地的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1938年春,朱穆之在山东聊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八路军津浦支队负责组织青年培训班。一次,津浦支队政委一行在向组织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杀害,朱穆之被误认为一同遇难,聊城《抗战日报》还专门撰文悼念他。在今天,这段经历也成为朱穆之口中的“趣事”。

  胜利

  “就是一门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朱穆之曾参与统战工作,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周旋,阐明共产党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在他的争取下,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反共高潮中曾应承“中立”。1941年春,129师领导决定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日本投降后,朱穆之又奉命做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工作,后来实现了起义。

  8年的艰苦抗战中,成千上万和朱穆之一样的青年志士投入抗战洪流中,浴血奋斗。但朱穆之认为,“个人的作用只是涓涓细流。在艰苦危险的敌后,共产党是最坚决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的最前线发动和团结了群众,满足了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家园的急切愿望。”朱穆之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能吃到小米就很不错了,有时只能吃野菜和糠。朱穆之说,当时战士们依靠步枪,甚至用梭镖与有优势装备的日军作战。1942年至1943年,日军从正面战场腾出手转而攻击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缩小,又恰逢天灾不断,粮食奇缺,抗日军民经历了最困难的阶段。

  “没有想过要打多久,非打不可,就是一门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朱穆之告诉记者。

  1945年,抗战胜利比预想的快到来了。以史为鉴,朱穆之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存亡关头,人民觉醒,一心抗战。这个时候,是共产党把全国人民、尤其敌后群众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团结起来,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未来

  “更重要的,是团结人民,自强不息。”

  七七事变至今已经70周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也已35周年。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朱穆之的后半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特派记者。1947年,他调入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至1978年。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朱穆之,仍然保持着令很多青年人都难以企及的敏锐思维。

  在这位见证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老人看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内忧”和“外患”,认清中国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当前更重要的,是团结人民,自强不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斗争岁月,没有过悲惨的生活和受屈辱、被压抑的心情,没意识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朱穆之十分动情,“中国共产党成立86年来,历史事实证明新中国是蒸蒸日上的。面对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改革积极解决。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改变。”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瞭望》

 
主办:中共成都市党委史研究室
Copyright © 2001-2017 成都市党史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非商业使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20237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