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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成都
2006-8-24 来源:

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成都人民热烈地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成都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爱国为己任的热情就十分高涨。1914年,日本提出大东亚的侵略计划时,川籍留日学生即将其材料寄回成都,成都学生捐款翻印五千份寄往全川各地,激起各地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随后日本对中国又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成都高师学生得到这个材料后,再次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和揭露袁世凯卖国罪恶的小册子七千册分寄川内各地,同时组织若干小分队,在城内和郊外农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提倡国货,反对日货。1918年初,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三个卖国协定。消息传到四川,成都学生积极响应上海学生救亡团本部发出的号召,南较场储才学校的全体学生发出倡议,邀请成都各学校参加组织四川学生救国筹备会,立即得到二十余校的热烈响应。各校选出代表共60余人参加筹备会,会上提出去电北京请取消密约;如去电不生效,即组织学生军为后盾。同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77,四川学生救国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发布宣言,提出了要求全川各地学校组织救国会的重要主张。这在全川的学界、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四川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19118日起,举世瞩目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中国以战胜协约国成员之一派代表出席会议,因外交的失败,在巴黎和会中,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无端的欺压,无视中国的主权这一情况,最初由巴黎通讯社的川籍人周太玄将详细消息供给成都《川报》,《川报》刊出的消息引起了四川知识界和成都青年学生的注意。当时,成都的《戊午周报》也连续七次以《中日新交涉》为题,报道巴黎和会与日本驻中国使节在北京横行霸道、无耻要求中国立即承认日本在华的各种权益等方面的内容。317,成都《国民公报》登载了双流县、华阳县、成都县等机关团体对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的无端欺压的抗议,指责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些宣传让成都人民了解了和会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思想动员作用。423,岑春煊(广西人,曾任清朝的四川总督,后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从广州密电成都的熊克武、杨庶堪,要求他们发动群众团体支持巴黎和会代表。密示民意机关、通电省议会、商会一致抗议为盼55,在熊克武、杨庶堪的支持下,成都商学等各界团体万余人召开大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纪念即将到来的57国耻日,更重要的是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这时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已经发生,但北京爱国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的消息没有传入成都前,成都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已在逐步形成。而且,五四运动消息传入四川前,成都部分报刊的宣传和资产阶级进步人士的活动,已为四川迅速掀起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作好了前期的准备。

五四运动爆发当天,《川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王光祈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一返回住地,他就将当日目睹火烧赵家楼的情况用非常简短的文字,用电报发回成都。57,《川报》在简要新闻栏刊出这条消息,由于电文太略,成都人民没有完全了解北京学生运动和巴黎和会的具体情况,因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516日晚,王光祈又将他写的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详细通讯传到成都。《川报》主编李劼人,收稿后,立即将此稿的重要句子一一勾出,并为该通讯作了鼓动性的标题,和写了一长篇按语,把北京的运动渲染得有声有色,在《川报》发表。这样一来,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一颗大的炸弹[1],首先在成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7日早上七点,《川报》一投递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学生吃早饭的时间,同学们正在吃早饭,学生袁诗荛大步登上饭桌,向同学们大声朗读了《川报》上有关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学生的震动。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决定立即通知各校学生全力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天上午,全市3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聚集在皇城致公堂前,商讨了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共同计划,决定一致行动。随即举行了游行讲演,并联络各校教职员工,迅速筹备成立学界外交后援会。522,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向北京拍发电报,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爱国运动在成都展开。

525,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到会各校学生6千余人,其它各界参加者在万人以上。学界外交后援会筹备会宣布了会议议决的九项六款决定,各校学生代表纷纷登台演说。会后进行了整队游行,并派出代表到督军署请愿。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群众性爱国运动深入发展。

528,成都各界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公推蔡大愚为临时主席,商讨声援政府外交,抵制日货的决议。530,国民大会筹备会在南门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声援外交、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由国民大会派代表分赴各县鼓吹办理各县国民大会,还决定向各方发出通电。531,熊克武致电北洋政府,强烈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68,成都人民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各界人士及群众数万人参加。各界代表先后在大会上演说,一致谴责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并提出了民众对付日本的办法,就是实行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全川有八九十个县相继成立了国民大会分会,爱国十人团在成都就发展到800余个。这次大会把成都声援五四运动推向了高潮,同时对五四运动进一步向全川扩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717,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更名为四川学生联合会,同时加入全国学联总会。从此以后,四川学生就在全国学联指导下开展活动。成都附近的温江、金堂、双流、崇庆、灌县、广汉、彭县、大邑、新津、新繁、邛崃等县的学校相继组织了学生联合会、救国会和爱国十人团等组织开展爱国活动,并与成都取得密切联系。彭县县立中学学生于121519日举行了罢课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

成都的反帝爱国运动引领着四川反帝爱国运动的方向。在成都爱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巴山蜀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地在四川各地很快发展起来。在五四爱国的旗帜下,川中各阶层形成了最为广泛地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把四川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推向深入。

正当学生运动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学生39名,其中绝大部分是该校救国会成员。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2]省立第一中学,是五四运动中成都最活跃的学校之一,因而首先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和忌恨,他们把这里作为重点压制的目标。这是五四时期守旧势力开始压制学生运动的第一个信号。因被开除的学生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分别到各学校、法人团体控诉校长破坏爱国运动的罪行,而各界群众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局最后不得不收回开除学生的通告,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

在反帝爱国运动高涨的同时,成都的青年学生还不失时机地开展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19201127,军阀刘存厚的部队在少城公园强占操场与在进行足球比赛的学生发生矛盾,打伤抓走学生十余人,引起学生激愤。当天下午,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二千多人,在袁诗荛等带领下,前往北较场刘存厚部队驻地集体请愿。学生们提出严惩肇事军人,赔偿受伤学生费用,释放被捕学生;保障公共地方的人民自由权等要求。刘存厚对学生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28日省学联在又推举了24所学校代表向刘存厚请愿,仍无结果。29日省学联组织了全市30所学校实行总罢课,并发表宣言通电控诉刘存厚的罪行。高师校长杨若堃等也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联名致函刘存厚,要求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迫于学生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刘存厚复函各校校长,表示接受省学联提出的惩凶、调防、慰问学生等三条要求,并随后释放了被捕学生。

成都人民在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同时,还掀起了持久地抵制日货运动。五四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凭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由沿海渗透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日本的商品输入方面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五四运动爆发后,成都联合中学学生对市面上的日货情况进行初步调查统计,仅日用品一项,外国货就达544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货。由于外国货争相挤占市场,使成都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而频临破产。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成都商学两界为主的抵制日货,发展民族工业,提倡使用国货的运动相继地开展起来。1919525召开的成都学界外交后援会的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提出抵制日货方案。530,在国民大会筹备会上即通过了抵制日货的议案。同时,成都总商会召开职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力争青岛,抵制日货。要求各帮速电沪、渝各庄客,勿买日货,已经订购,尚未成交者,立即作退,非俟青岛收回,不得仍前交易。合亟通告来货各帮同人一体查明办理等。

68成都各界数万人召开大会上,各界代表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痛斥卖国者和帝国主义的罪行。同时,要求人民以抵制日货为斗争方法之一。大会宣布成立统一领导抵制日货的组织——成都商学联合会,颁布抵制日货的详细规则,要求商人拒绝新购日货,限期销售存货。受到大多数商人的积极支持,但也有少数唯利是图的商人对抵制日货百般阻挠,进行破坏抗拒检查,与学生发生冲突。也有奸商,在商会的庇护下大耍两面手法,一面应付抵制日货;一面私改商标,冒充他国货物,或借口中途之货,无故延长脱销时间。11月,发生了商会的部分董事及奸商,打伤抵制日货学生的事件。导致全城大中小学生万余人不顾当局阻挠,冲击商会,押解奸商游行示众的事件,这次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赞赏,纷纷谴责包庇奸商的商会一些负责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的行为。当时成都商会由78个行会组成,除8个行会与日货有关外,众多行会对商会袒护、包庇销售日货的奸商表示愤慨,强烈要求商会负责人辞职,并重新筹组商会,与学联会真诚携手合作共同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这时,吴玉章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住在成都,在他的指导下,商学联合会成功改组。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商学联合会经过研究,为了使抵制日货有章有法地进行,决定组织成立调查组和鉴定股,调查组由商学两界各选150人组成,鉴定股也由商学两界共同派人组成。通过这次商学联合会的改组,使抵制日货运动得以顺利开展。这次以反日货、反奸商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充分显示了成都商学界爱国抵制日货的决心。

19191116,福建省福州市部分学校师生,在向市民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遭到60余名日本暴徒袭击,师生和市民10多人受伤,1名警察被打死,造成震惊全国的闽案。惨案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军舰抵福州示威,更激起福建人民义愤。17日,福州全城学生罢课,城内外各商店一律罢市,以示抗议。随后,各地纷纷声援,形成全国性反帝爱国浪潮。

12月,福州惨案的消息传到成都。11日,成都学生数千人在皇城集合举行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各校同学轮流高呼救国口号和唱警世歌,沿街散发传单。四川学生联合会召集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声援福建人民的正义斗争。13日,工业专门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等各校分别举行示威游行,并派出小分队到各街讲演。宣传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心。使整个成都再次形成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

1920年冬,商会将各商号未售完的日货统一交由商学联合会拍卖。学联首先发出通知,希望学生不到拍卖场购买日货,接着商学联合会也做出决定,会中人员一律不买日货。商学联合会组织了拍卖股,下分保管、销售和会计。拍卖会人员由商界人士和学生组成,政府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收入的货款都在事后连同账目送还原主,部分没有卖掉的货物归还原主封存。经过这些措施的实行后,在市面上已很难见到日货。成都商学各界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全川各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抵制日货运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四川的政治经济侵略,对于提高人民的爱国觉悟,发展民族工业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五四运动在成都不断深入,有力地促进了成都革命运动向更深层次向新的阶段发展。



[1]人《五四追忆王光祈》四川省党史工委编《五四运动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5月,第508页)

[2] 《国民公报》191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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