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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社”革命斗争史
2006-11-3 来源:本站

  “火星社”(全名“中国火星社”)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国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四川大学正式成立。成立后,经吕英同志将火星社组织转给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十月,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彭塞同志到川大和“火星社”社长袁邦民接上了头,自此“火星社”即在市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由彭塞同志直接领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又派陈先泽同志联系,传达了市委决定。“‘火星社’和‘民协’都是市委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秘密革命组织,互相协同作战,但不发生横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由陈先泽同志介绍,经彭塞同志批准,最先发展了袁邦民、尹大成同志入党,以加强党对“火星社”的领导。一九四九年二月以后,市委负责同志奉命相继由成都转移至香港,此后,“火星社”的工作,一直由党的大学区委负责人陈先泽同志领导,直到成都解放。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后,党组织还派贺天熙和詹大风同志领导“火星社”在各市、县的部分组织。

    “火星社”是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关头,顺应历史潮流,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而建立的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它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斗争中成长。它有严格的纪律,实行单线联系,吸收成员个别履行入社手续,并举行宣誓。“火星社”从诞生到解放共发展社员二百一十多人(其中由总社委员王旭明在中共川西边临工委领导下,在新津、大邑、邛崃、彭山发展社员六十四人,其斗争事迹,另文叙述),前后有十四个社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社员最初集中在川大和成都的一些学校,到一九四九年底,随着撤退和转移,社员分布于成都、重庆、自贡三市和广汉、金堂、盐亭、中江、三台、蓬溪、蓬安、泸县、叙永、新津、大邑、眉山、乐山、沐川、荣经、郫县、华阳、温江、崇宁、灌县、万县、简阳、资阳、资中、邛崃、彭山、内江、安岳等二十八个县。这些分布在各市县的“火星社”的组织和工作据点以及个别社员,在积蓄革命力量,迎接解放的斗争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火星社社员,川大学生田中美在学生运动中被国民党逮捕,英勇不屈,解放前夕牺牲于成都十二桥。火星社社员,川大学生王景标,解放初在仁寿县剿匪征粮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他们都被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全体同志永远怀念他们。

 

一、“火星社”的诞生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第二条战线,即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这一斗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四川大学当时是成都地区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一九四八年初开展了助学运动,发动了以配平价米为内容的争温饱斗争。市内各大学和部分中学纷纷声援。四月九日,党组织了数千学生到省府要求配给平价米的示威游行和请愿,遭到省主席王陵基的镇压,造成了举世瞩目的“四·九血案”。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群众在斗争中觉悟愈快,“四·九血案”后,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延残喘,大搞白色恐怖,成立特种刊庭,传讯革命人士和进步学生;并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在成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逮捕,妄图镇压革命力量,瓦解人民斗志。但广大的进步学生没有被吓倒,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毫不退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国家和人民绝无前途。因而抱着牺牲一切的决心,组织起来走革命的道路。“火星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党在川大领导的“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世界语学会”等进步学生团体的革命活动,为“星火社”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条件。经过进步学团的长期培育,使一批又一批会员走出课堂,参加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火星社”建立初期,多数成员来自“文学笔会”,其它成员也来自进步学团。

    一九四八年“八·二0大逮捕以后,袁邦民、尹大成、罗绣章、王旭明等四同志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为适应革命需要,积极酝酿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坚决的秘密革命组织----“火星社”,以便更好地团结广大群众,回击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暴行。这个名称的含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源于列宁在一九0五年创办的宣传革命的“火星报”。建立“火星社”的计划,得到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同志的支持和指导。首先由袁邦民、王旭明参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起草了“火星社”的社纲社章。然后由四人分别串联了廖常珍、徐宗权、白大科、饶用虞、魏淑蓉、邓郁等共十人,作为“火星社”的发起人,并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修改社纲社章,最后一致通过。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四川大学锦江河畔,十个发起人举行宣誓仪式,作为第一批社员,并宣布“火星社”正式成立。同时按照社章规定,选举袁邦民、尹大成、廖常珍、王旭明、徐宗权、罗绣章、白大科为总社委员,组织总社委员会,袁邦民为社长,尹大成为副社长,廖常珍为组织委员,王旭明为宣传委员。

    “火星社”社纲规定:“火星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高纲领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最代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

    “火星社”的社章规定,“社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理论指导实践,从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社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社员必须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和社交付的任务,自觉遵守纪律,严格保守秘密。”“社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社章还规定了社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社员必须按月交纳社费等。

    “火星社”社章还规定:“社员入社必须有介绍人。发展对象要经过组织考察,条件成熟才能个别履行手续,正式发展为社员。”“社员入社必须举行入社宣誓。誓词如下:我自愿加入‘火星社’,拥护社纲社章,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终生,如有违背,愿受严厉制裁。”“社员有叛变行为,或不履行社员义务,不服从分配,不遵守纪律,经教育无效的,应切断联系,予以除名。”

    “火星社”社章还规定:“火星社的最高领导机关为总社委员会,由选举产生。总社委员会选出社长、副社长,并选出组织、宣传委员。总社下面设分社,分社下面设支社,支社下面设小组。总社设在成都。

    在“火星社”成立后的总社委员会上,决定先在四川大学建立分社,由罗绣章担任分社社长。还确定以培根火柴厂和川大印刷厂为基地,建立组织,加强同工人的联系,更自觉地同工人相结合,发动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逐步开展工人运动。会议还决定利用社员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

 

二、成都市的工作

    “火星社”成立初期,是以成都为中心、四川大学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因此,“火星社川大分社”是工作的重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解放时止,“火星社”在川大和成都共发展社员六十余人,其中四川大学五十多人,其余分布在市内各大中学、工厂和社会青年中。除川大分社和工人小组外,还在川大先修班、成华大学、省会专建立了小组,在华西大学、华西协中、省高农、省女中、益州女中和树德中学发展了“火星社”社员。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全国总的形式是: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一方面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国民党反动派加剧白色恐怖,成立“特种刑事法庭”,加强特务统治,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这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如何分析形势,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推动学生运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党组织及时提出了必须把工作重点从学术团体转向系级,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广泛团结同学,更加有理、有利、有节地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方针。根据党组织的这一指示,“火星社”在各校的学生工作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系级上,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了更多的中间同学,进一步孤立了反动分子。

    1.“火星社川大分社”的工作情况

    “火星社川大分社”于一九四八年九月成立,到解放为止,共发展社员五十余人,这个时期,川大汇集着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学生中一切革命工作和活动都是在川大党支部统一领导和协调下进行的。党支部书记最先是陈先泽同志,四八年底陈调大学区委后,支部工作先后由华文江、温少峰同志负责。“火星社川大分社”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紧密与“民协”和其他革命力量相互协作配合,共同发展革命形势,积极开展了以下一些工作:

    ①认真贯彻党的“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把工作重点从社团转移列系级,以系级为团结群众的主要阵地。一九四八年“八·二0大逮捕之后,学校政治空气较为低沉,特务、反动分子气焰嚣张。“火星社”社员和所联系的进步社团的群众分散到系级,和广大同学交朋友,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如组织和领导办好系会、班会、学术讨论会、时事讨论会、同乡会、同学会、伙食团、郊游、夏令营、跳秧歌舞、唱进步歌曲等,广泛团结了进步和中间同学,很快扭转了局面,一扫校园内的沉闷空气。清晨,大操场和化学馆、数理馆后面的草坪上,到处是扭秧歌的人群;伙食团开饭前,同学们围在饭桌旁边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外文系、历史系的饶用虞、彭文芬、王景标、饶用唐等组织的青城山郊游,有百余人参加。他们在古庙的院坝里跳起了秧歌舞,唱起了“山那边哟好地方”。教育系的屈寿先和司法组的徐宗权、骆旭松、卿希泰等,还分别推动系级同学参加了“教与学社”、“南衡法学会”、“南北社”等群众团体。工作重点转移到系级后,通过团结广大同学,发现和培养了一批进步力量,同时还加强了各系级教师的工作。

    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发动进步和中间同学竞选系级代表,成功地建立了以进步力量占压倒优势的系级代表会,用以控制当时被特务黄成章把持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

    ③一九四九年二至四月,开展尊师运动。领导运动的主席团,经过协商由六人组成。当时从斗争策略出发,选出经济系二十届、数学系二十届、教育系十九届、外文系十九届四个进步力量强的系级和工学院各选派一名参加,学生自治会只占一人,进步势力占五席,以压倒优势抵制了被特务把持的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夺取了尊师运动的合法领导权。随着尊师运动的发展,主席团号召同学以罢课来声援教师罢教;发动各系级同学慰问教师,密切了师生关系;同时开展了宣传、演出、募捐等活动,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达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和提高群众觉悟的目的。

    ④一九四九年二月,进行了罢免川大国民党特务黄成章的学生自治会理事长职务的斗争。一九四八年“八·二0大逮捕和接踵而来的黄成章篡夺学生自治会理事长职务,是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势力的猖狂反扑。由于尊师运动蓬勃开展,市内各大、中学的教师、学生纷纷罢教、罢课,使反动当局慌了手足。在川大,他们指使黄成章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出通告,号召学生复课,妄图以此阻碍尊师运动的发展。这个与广大师生对立的通告,既未通过尊师运动主席团,又未经学生自治会理事会讨论,激起广大师生的反对。川大党组织及时指出“罢免黄成章,改选理事会”的条件已成熟。二月下旬召开了系级代表会,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多数票表决,罢免了黄成章的学生自治会理事长的职务。对此,四川省反动当局极为震动。   

    ⑤一九四九年三月,开展了竞选学生自治会新理事的斗争。为了掌握这个合法斗争机构,在党的领导下,“火星社”、“民协”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决定挑选“民协”、“火星社”没有暴露的少数成员和各自联系的进步或中间的有群众基础的同学竞选,并发动全体同学参加投票。选举结果,“火星社”社员杨政声当选为自治会理事长,“火星社”社员徐宗权、田中美、骆旭松和“文学笔会”会员冷观樵、颜义先(后均参入“火星社”)谭久昌等人当选为理事,加上“民协”及其联系的同学,进步力量占了理事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从此,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领导权又掌握在革命同学手里。

    ⑥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在川大党组织的领导下,“火星社”和“民协”通过学生自治会,在体育场组织了数千人参加的“四·九血案”周年纪念晚会。会上,表演了控诉国民党反动暴行和歌颂黎明即将到来的节目,特别是第一个节目《晚祷》和最后一个节目《灵官扫台》,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它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十分辛辣的揭露和控诉,宣布黑暗即将消逝,光明就要到来。尽管特务分子抛磷片、燃镁粉,企图扰乱会场,均未得逞。会后,数千人在校园内和新生院的同学在回三瓦窖途中举行了火炬游行。这次晚会鼓舞了川大师生的革命斗志及迎接解放的激情,是一次民主力量的大检阅。

    ⑦有秩序地组织转移。由于一九四八年“八·二0后敌人的多次大逮捕,  “火星社”在党的指示下,将已暴露或与被捕同志有联系的社员转移到外县去工作。这是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从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转移出去的九人:袁邦民、魏淑蓉去金堂、广汉,王旭明、罗绣章去新津(后罗又转移到泸县),廖常珍、周修予去中江,白大科去盐亭,邓郁、张孝荣去自贡。一九四九年“四·二0大逮捕后,又转移了大批社员。四月二十日凌晨五点,国民党反动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川大进行了大逮捕。“火星社”社员,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杨政声,理事田中美、冷观樵被捕。为此,“火星社”从四月到九月,又进行了一次三十余人的大转移。在这次转移中,文更新去安岳、徐宗权去万县(后又转移灌县),何盛明去重庆(后转移至叙永),饶用虞去沐川,骆旭松去崇宁(后又转移三台和内江),其它同志分别去荣经、盐亭、内江、简阳、郫县、温江、三台、蓬溪、乐山、华阳、大邑等县。有的同志虽然没有暴露,但因新开辟地区需要人,也由组织决定离开学校。

    ⑥营救被捕同志。“四·二0大逮捕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分两个方面进行了工作。一是控诉敌人逮捕学生的罪行,用以孤立敌人,打击敌人;二是发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营救工作。我们争取一些知名人士,教授和广大同学的声援,并由“火星社”筹集一部分营救经费(仅安岳分社就筹集大洋二百余元和金戒子一个)

    ⑨团结师生,迎接解放。一九四九年六月以后,由于大批同志转移,留在学校的“火星社”社员虽仅十多人,仍继续团结师生,坚持斗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先后发展“火星社”社员十三人;2.对学校情况,如敌人力量、教职工政治态度及学校资财等进行调查分析;3.作争取教师的工作,如对农学院院长杨开渠做工作,使之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面谕”;4.解放前夕,为了防止王陵基血洗川大,动员部分进步同学离校荫蔽,保存了力量;5.组织护校,特别是保护化学楼和图书馆的工作;6.解放军进城时,“火星社”参与组织会师和迎接解放的活动。

    2.“火星社”在成都市内其他大学和中学的工作情况:

    “火星社”省会专小组由李俊刚负责,一九四九年三、四月,团结进步同学,开展“尊师运动”,挫败了省会专反运分子操纵的“尊师护校运运”的逆流,罢免了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反动分子刘成立,使校内的进步力量得到发展。这个小组还联系了成都市中、省高农的进步同学二十余人。川大先修班的“火星社”小组樊陛莹、金耀南等,与“民协”会员团结了大批同学,与训导员、特务分子任炎民的控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四九年三月,冲破校方禁令和特务阻挠,开展了尊师运动,他们上街宣传、歌舞、卖报;还组织了规模较大的纪念“四、九血案”一周年的活动。此外,先修班在市区内,还起到了联络点的作用。“火星社”在成华大学的负责人魏仁龙,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后,他利用改选学生自治会的机会,竞选为自治会常务理事。在十一月他坚决反对“学校应构筑战备工事”以抗拒解放的反运提案,与特务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使该案未获通过。益州女中的“火星社”社员赵良元通过竞选,担任学生自治会理事长,团结同学发动了尊师运动,参加了全市的中学生游行,还举行了纪念“四、九血案”周年晚会。

    3.组织力量深入工厂,做工人的工作。

    早在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川大进步学术团体“文学笔会”和“文艺研究会”等,本着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和工人相结合”的教导,派出一些同学到川大印刷厂、荣利印刷厂和培根火柴厂做工人工作,通过夜校识字班,上语文课、教唱进步歌曲等,团结教育工人群众。通过在印刷厂印传单、印鲁迅、马耶可夫斯基等的名言和头像、信笺等,从而结识了陈沛森等一批青年工人。

    “火星社”成立后,决定派出尹大成、饶用虞、何盛明等组成一个小组加强工人工作。她们在原有基础上采取了以下方式开展工作:开时事座谈会、请夜校老师或川大学生讲时事和政治,有时收听解放区广播,有时邀请参加学运的同志,如何盛明介绍“四、九血案”的经过,被捕学生在狱中斗争的情况;讨论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针锋相对地揭露;传阅进步书刊《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以提高工人觉悟。从接触中,了解到陈沛森早就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过去就是工人进步组织“英光团”的领导人,但未参加党的组织。经总社研究决定,发展陈沛森入社,又先后吸收了皮鞋业工人、华大夜校学生会主席陈明泉、印刷工人王天亮、华大工人钟国坤为“火星社”社员,于是组成了“火星社”工人小组,组长陈沛森。 

    “火星社”工人小组成立后,加强了对工人工作的领导。陈沛森等原领导的“工人储蓄会”,团结了大批工人。经总社研究认为这种形式很好,同时意识到在工人中可能有党员或外围组织在活动(解放后方知当时已有印刷工人党支部),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加强这一工作,共同搞好“工储会”。“工储会”在工人活动中宣称:“工人生活没有保障,经常失业,只有互助互济,共渡难关。”、“工储会”规定:凡会员有工资收入时,月存入工资百分之五(不少于百分之五,多储不限),会员失业有困难时,“工储会”要尽力帮助。“工储会”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工人的团结,而更主要的是在会员中秘密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利用“工储会”在小南街开设一个纸烟店,作为“工储会”会员活动的据点和书刊交换站。临近解放,为了保存力量,“工储会”也转为秘密活动,分成若干小组定期学习和研究工作。

    一九四九年三月,工人工作小组都撤离川大,何盛明到川东,饶用虞撤到育婴堂,尹大成隐蔽在成都市负责“火星社”工作,工人工作仍由饶用虞联系。同年八月,饶用虞到沐川县工作,改由地下党员陈嘉联系。

    一九四九年七月,夜校老师毛英才因不慎失落毛泽东著作被捕,夜校学员、共产党员、人力车工人廖成林被捕。党组织及时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把有关书籍分别转移,对已暴露的同志撤到乡下暂住。一九四九年“火星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主要搞调查研究,以“约法八章”为武器,在工厂进行宣传,开展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工作。“工储会”会员所在工厂,对敌特活动和资产情况进行了解(解放后向所在组织作了报告)

    解放初期,“工储会”为成都市组建市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准备了干部,当时到川西区党委工作团的达二十人,为胜利接管工厂,清除敌特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一定作用。

    4.积极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

    “火星社”成立后,根据党的指示,讨论了在成都市搞好统战和策反工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动员社员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特别是一些上层有影响的人物,更是工作的重点。如孟广澎系省政府秘书长,政学系的重要人物,总社把他列为重要的工作对象,派社员孟昭利用父子关系,了解到很多敌人内部机密。一九四八年三月,孟在为其父读电文时,得知国民党要抓捕华西大学的两位地下同志;“四、九血案”一周年前夕,王陵基在九眼桥一带部置兵力一个团,下令:“如川大学生游行上街即行镇压”;六月,孟又获悉将查封《西方日报》和抓人等情报,均及时向组织报告。此外,孟还反复劝说其父设法脱离控制,不随国民党去台湾,再加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使孟广澎终于参加了刘、邓、潘在彭县起义。又如对伪省田赋管理处副处长赵竹君,我们指派社员赵良元利用父女关系做争取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袁邦民(此时改为袁义生)以党的干部名义对赵竹君做工作,促使其秘密起义。尹大成做好伪市政府户籍管理员的工作,办了几十张身份证,为转移到外地的同志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火星社”工人小组经上级批准派了两名成员打入反动组织“忠义协进会”,相机做好搜集情报和策反工作。

  三、省内各市县工作

    “火星社”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止,先后有四十多人从成都转移到各市县工作,并在这些地区发展了社员一百五十余人。根据党的“积蓄力量”的指示,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现将所做工作分述如下:

    1.学校工作。据初步统计,“火星社”社员在各专县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四十多人,一般都采取:组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用学生自治会、班级或学术团体名义出墙报;组织师生做社会调查等方式,团结教育师生。有的还教唱进步歌曲,跳秧歌舞。有的通过进步学生掌握了自治会领导权。有的学校还发动教师“争温饱”斗争和学生“尊师”运动,如中江师范,罢课持续一周,还波及了县男中、县女中,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赵镇商业职业学校发动了几次反饥饿、争温饱、反压迫、争民主的抗议和罢课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自贡分社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争生存的学生运动,“火星社”社员张积德参加了自贡工专争温饱委员会的工作,广泛团结师生进行反饥饿的示威游行。有的学校还开展了反对特务教师的斗争,如金堂赵镇商业职业学校开展反对特务教师文光龙,反对学校以提前放假分散学生力量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有的学校开展了民主革新运动,如安岳长河乡中心小学,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依靠进步教师的力量和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把反动校长赶下台,争取当局任命了“火星社”领导的进步组织“长青学会”骨干担任校长,进一步调整了师资,停止了讲授公民课和唱国民党党歌等。学校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计有广汉师范、赵镇商业职业学校、中江师范、盐亭中学等。“火星社”员通过这些活动,团结了师生,提高了觉悟,培养了干部。赵镇商业职业学校在解放初期参加征粮工作队的即达一百余人,学生易礼学在剿匪中英勇战斗,壮烈牺牲,被县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

    2.农村工作。这是到市县去的同志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他们积极创造条件,把自己扎根农民之中。在广汉的松林、三星、中兴、万福和彭县的义和乡,“火星”社员在原“民主同盟”工作的基础上,与“民盟”互相配合,发展“农民互助会”会员二百余人,掌握枪支近百支,并以“农民互助会”为核心,发动广大农民抗丁抗粮,同时采取合法斗争,把国民党的所谓“二五减租”,变为真减租,使农民得到实惠。

    安岳长县河乡的“火星”社员,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利用召开乡民代表会之机,采取合法斗争形式,迫使国民党的乡代会主席和乡长、副乡长辞职,选举了“火星社”社员梁任木为乡代会主席,“火星社”领导的进步组织“长青学会”骨干担任正副乡长;又派“火星社”社员三人担任乡公所干事,把乡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解放前的六个月内,他们利用政权机构作了以下工作:①撤换了一批罪恶昭著的保长、副保长、保队附,派“火星社”社员和“长青学会”骨干担任;②改造自卫队,逐步扩大为一百多人,为迎接解放的斗争准备条件;③抗丁抗粮;④改革自筹经费征收办法,把按户征收改为按田亩累计征收,减轻农民负担;⑤改组乡调解委员会,为农民说话,为农民排难解纷;⑥推行“二五减租”等。

    3.统一战线和策反工作。在开展市县工作的同志,都比较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因为它既可以掩护自己开展群众工作,又可以团结各方面力量,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盐亭“火星社”小组由白大科负责,对当地地方势力袍哥“九成社”社长马云逵:县参议长马健和盐亭伪警察中队长王治梁做了策反工作,使他们为革命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如一九四九年九月,县特委会秘书蒋天谷向伪县长苟麟提出逮捕金孔地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二十六人的黑名单,苟麟下令王治梁三天之内缉拿归案候审。王当晚先派人到金孔地区通风,然后下乡走了一趟,回县向苟麟报说:“除几个学生外,其余都离开了金孔。”又如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章邦乡送来解放军从武汉派进四川的侦察员陈永清,苟麟手令王治梁“默办灭尸”,王回报:“此人神经高度失常”,苟改命王妥善处理。王派人将陈送到白塔沟隐蔽,解放后,陈安全归队。盐亭解放时,王治梁带领警察中队全体二百五十余人维持地方治安,并起义投诚。泸县伪县参议长李琴鹤是同盟会会员,在当地有较高声望,“火星社”配同其它方面做了他的工作,解放前夕,由他出面组织地方力量迎接解放,对稳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在泸县有一定影响的医生罗绣龙接受“火星”同志的教育后,把他家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印制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告全县人民书”。解放军进军四川时,根据党组织“扩大统一战线,做好策反工作,加速瓦解敌人,迎接解放”的部署,广汉、金堂“火星社”以“约法八章”为武器,采取和敌人谈判的方式,促其起义投诚,对这些地区的和平解放,起了一定作用。广汉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为了加强统战策反工作,以中共、民盟广汉临时联合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宣言、派出谈判代表十二人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地方武装和地方各派势力进行谈判,要其遵守“约法八章”起义,走“北平式解放”的道路。这些谈判,都在十二月五日前取得圆满成功。各方面都表示接受起义条件,听从联合工作委员会指挥。于是广汉县在解放军到达前十九天,在胡宗南、杨森大军云集的情况下,全县秘密起义。在胡、杨部队逃窜后,广汉就完全控制在革命力量手中,四天以后,解放军才来接管。与此同时,还策反了驻广汉敌军一个平射炮营和驻连山镇的七五二团残部起义投诚,并派出代表配合各方与敌十六兵团副司令兼十一军军长曾元谈判,促其率两个军在什邡起义。由于统战关系提供的情报,广汉“火星社”协助进驻广汉的解放军,逮捕了敌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战犯曾扩情。万县“火星社”社员利用亲戚关系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警卫营营长马瑞德的策反工作,促使该营在解放前夕起义。灌县的“火星社”社员还参与了对国民党九十五军驻灌县部队的策反工作。

    4.掌握武器,为迎接解放作准备。灌县的“火星社”社员参与了中共川西边工委筹建沿山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武装岷江纵队的工作。沐川、乐山的“火星社”社员参加了党领导的川西南游击纵队。广汉松林乡“火星社”社员领导的地下武装,阻击了从湖北逃采的伪军一个团的残部六百余人,并配合谈判,促使敌方投诚,在当地管训几天后,才交与南下的解放军接管。金堂赵镇商职校“火星社”小组也作过打入当地“反共救国军”内部,掌握敌人武装的工作。

    5.开展社会调查。这是各地普遍进行的一项工作。调查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工厂、学校、城市、农村。如自贡市的“火星社”社员,于一九四九年七至十二月,以《川中晨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对自贡市政府、参议会、工会、教育和盐业的情况进行调查,整理成书面材料,解放后上报自贡市委。

    6、护厂护校,组织迎接解放的活动。泸县“火星社”社员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工保护惠民实业公司及其附属面粉厂、机修厂等。他们掌握了公司的资产设备、库存及人事情况,还做了会计主任的工作,将该公司资金下窖入库,避免转移。另一方面团结组织工人保护厂房、设备。广汉师范的“火星社”社员,一方面团结全校师生,做好护校工作,一面与校长王荣泽(伪县参议员)谈判,要其保护学校和师生安全。盐亭县临近解放时,特务蒋天谷派伪警察中队长王治梁炸毁县银行内的武器库,王在“火星社”的教育下,佯装执行,暗令司务长黄钺带一班人护守,并说:“要人在银行在”,结果保住了武器仓库。赵镇商职校“火星社”小组在解放前夕,利用掌握的学生自治会,发动全校学生护校,反对提前放假,得到进步教师的支持,储备了三个月的粮油、柴禾,坚持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散学校的阴谋,成为解放时金堂县唯一没有提前放假和没有解散的中学。内江“火星社”社员骆旭松联合各方进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团结教育群众、保护城市和重点厂校及交通枢纽等工作,对和平解放内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7.办报。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广汉“火星社”社员配合党员何泽昌办了进步报纸《生报》,每期发行五百份,起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和团结教育群众的作用。十二月初,该报被查封。“火星社自贡分社”由邓郁和几个社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川中晨报》工作。他们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报道了大量的学生运动的情况,刊登了一些进步文章,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对青年的团结教育起了一定作用。解放前夕,各市县“火星社”的组织和社员,都大力宣传“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除了广大群众的顾虑。当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到达时,又发动各界人士组织了庆祝解放的活动,并向当地县委汇报情况,参加接管。

 

四、小结

    “火星社”从成立到四川解放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遵循党“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在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作为党的助手,为推翻蒋家王朝,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经验是:

  一、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紧密结合革命斗争实际,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火星社”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但敌人仍在作垂死的挣扎,在国统区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根据中央“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白区工作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的指示,市委进行了“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部署。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形式,更加注意面向广大群众,在学校要把工作转向系级,密切联系中间乃至后进同学。同时为防止敌人的镇压和破坏,保证组织和成员的安全,将已暴露或被敌人注意的同志,有计划地进行转移。

    总社反复学习讨论市委指示精神,提出“火星社”社员既要做到隐蔽积蓄力量,又要结合斗争实际,把疏散转移与开拓工作结合起来。留在学校的深入到系级、班组,开展了各种为同学服务的工作,团结了广大中间同学,使自己扎根在群众之中。转移到市县的,在站稳脚跟后,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不怕艰苦困难,积极谨慎地从发动群众着手,开拓工作。即使独自在一个地区、或联系暂时中断,也能独立作战,就地扎根,开花,结果。因而学生工作、工人工作、农民工作、统战工作,都有较快的发展,团结了大批青年,培养了骨干,建立和发展了组织。在一年零四个月里,社员发展到二百一十余人,活动范围从川大扩展到市内一些大、中学,从成都扩展到广汉、金堂、安岳、自贡等三十一个市县。  

    二、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组织纪律,不断提高社员政治素质,充分发挥组织的战斗作用。一九四八年“八·二0大逮捕后,白色恐怖加剧,成都地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同年九月,“火星社”成立,就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载入了《社章》,要求全体社员必须遵守,吸收新社员要经过实际斗争的考察,选拔出积极分子,指定专人培养帮助,最后履行入社宣誓手续;入社后一切行动听从组织安排,定时汇报工作和思想。在工作中,实行单线联系,社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

    总社还经常对社员进行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组织社员学习党的文献,如《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树立坚强的革命信心和明确当前的任务。在气节教育中,着重使大家认识到干革命就会有牺牲。在全国大好形势下,国统区的敌人会作垂死的挣扎,我们既要增强革命斗志,又要作不惜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因此,在艰苦剧烈的斗争中,“火星社”社员没有出叛徒;而被敌人逮捕牺牲的同志,也是大义凛然,临死不屈。社员杨政声在监狱中写下一首诗:“这不是生命的丧钟,这是新生的开始。假如人生象一条河流,监狱生活就是河流里的礁石;没有它,生命便不能湍急奔腾”,表达了革命的决心。

    三、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社不久,总社即派出一个工人小组到印刷和火柴工人中开展活动,在工人中建立了“火星社”工人小组,参加和推动了“工人夜校”、“工人储蓄会”的工作,团结了几个行业的工人,形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有力地支援了学生运动。“火星社”转移到专县去的社员,凡有条件的地方,都深入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农运。广汉、安岳的同志发动农民进行了抗丁抗粮和二五减租的斗争;控制了所在乡、保的政权;组织起农民自己的武装,迎接解放。通过工运、农运的斗争实践,“火星社”社员密切了和工农群众的联系,加强了自身的改造,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

    四、坚持群众路线,采取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使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火星社”是党领导的青年秘密革命组织,必须起到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我们在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上,注意了适合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觉悟水平,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如在校内组织班会、系会、学术讨论会、同乡会等,办好伙食团,举办夏令营,组织郊游和开展歌唱、戏剧文艺等活动,把各种不同爱好的同学组织起来。在工农中组织“农民互助会”、“工人储蓄会”等。只有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组织,占领各种阵地,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群众,才能更好地动员和教育群众,彻底孤立敌人。我们无论在学校,或到工厂、农村,都是首先做团结发动群众的工作,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

    五、主动与各方面革命力量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川大“民协”与“火星”是党的两个秘密的外围组织,是兄弟组织。“民协”成立早,力量较强。我们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主动与“民协”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在川大控制系级领导权、尊师运动、罢免黄成章、竞选学生自治会理事等斗争中,都配合得很好。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两个组织的成员大批转移到外地后,为了有利于工作的发展,有些地方,“火星社”社员和“民协”会员仍然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火星社”成员转移到外地后,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有的同志加入了共产党。他们还主动与各种革命力量加强团结,协同作战。如对泸县的“新青”,金堂、广汉的“民盟”和失掉关系的老党员,也主动联系,商量研究工作,因而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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