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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社”在安岳长河乡的斗争
2006-11-3 来源:本站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进行了一次大逮捕。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由尹大成同志通知文更新转移到原籍安岳县工作,任务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发展武装,迎接解放,文接受了任务,回安岳长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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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四七年暑假,文更新和一些同学在长河乡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长河乡知识青年促进会”(简称“长青学会”),主要是联络友谊砥砺学行,交流思想,增强团结;会员约二百余人,其中的骨干大都是长河乡去重庆、成都、三台读书的大专学生和本地部分知识青年,一般具有民主思想和进步倾向。他们利用三天一次逢场的时机碰头集会,交谈理想,抨击时政,探索出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文更新回到长河乡后,便以“长青学会”为阵地,积极开展活动。不久,便把梁任木(五四年入党)、文德璋、江国宁(五二年入党)等发展为“火星社”社员。六月成立了“火星社安岳分社”,分社由文更新任社长,梁任木任宣传委员,文德璋任联络委员,江国宁任组织委员。到解放为止,“火星社”在长河乡只发展八人(其中谢溥、文世杰、杨树杰、文显珍、谢学是用“火星社”化名“群众社”发展的)。在分社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在对敌斗争中,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积极争取开明士绅梁鹤臬、袁心如等的支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地主阶级的顽固派。

 一九四九年六月,安岳分社依靠在校进步师生,在长河乡小学开展了民主革新运动。首先向县文教局告发校长贪污(吃空额和贪污办公费),之后,召开座谈会,对校长进行质询,提出校长必须辞职,终于迫使小学校长李伯裔(国民党长河区分部书记)自动辞职,被赶下台,争取了县府任命任兆民(“长青学会”骨干)为小学校长。任担任校长以后,除继续聘请原来教师中的“长青学会”会员外,还把一些政治上反动的教师解了聘,换上了“火星社”的成员或“长青学会”的会员,计有张巨成,江国宁、文世杰、谢学、周敦伦、杨庶杰、梁佩兰、袁信操等十六人。此外,十八所保国民学校的教员有十二所也换成“长青”的会员。学会这场斗争的胜利,既打击了反动派的政治气焰,又解决了部分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从而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也暴露了反动派外强中乾的虚弱本质。     

从此以后,分社便以中心小学为基地暨部分保校开展了以下活动:1.组织教师和部分“长青学会”会员学习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基础》、《将革命进行到底》。[传抄件]等)。2.在学生中教唱进步歌曲,跳秧歌舞。3.废弃周会要背诵总理遗嘱的规定。4.停止唱国民党党歌和上公民课。5.在小学大门口办壁报和剪报专栏,利用国民党公开发行的报纸来宣传我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的胜利。6.组织教师到农村搞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封建势力的罪行材料,为迎接解放作准备。7.利用赶场时间组织学校师生进行街头宣传;搞好生产、维护治安、民主办乡政以及“二五减租”法令等。

(二)

一九四九年七月,长河乡召开乡民代表会选举乡代会主席和正、副乡长。分社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投入这场合法的斗争。首先利用乡代表会这个舞台,发动和争取乡民代表的绝大多数,对乡政府进行质询和弹劾,迫使乡代会主席安自蕴(恶霸地主,减退时被枪毙)、乡长安汝恒(恶霸地主、土改被枪毙)、付乡长李东壁等辞职。然后在乡民代表的支持下,进行投票,结果“火星社”社员梁任木当选为乡代会主席,“长青学会”骨干刘福良、张巨成分别当选为正副乡长。为了进一步加强乡政权的力量,运用它来为农民谋福利,分社又派了“火星社”成员文德璋任户籍干事、江国宁任民政干事,文世杰任财政干事,这样乡公所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分社手里,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夺取乡政权之后,我们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撤换了一批罪恶昭著的、最反动的正副保长、保,队附、安排一些“火星社”和“长青学会”成员取而代之,这些人中担任保长的八人、副保长六人、保队附二人。

改造自卫队,根据伪国民党政府规定,乡代会主席梁任木兼任了指导员。梁任木利用这个职务,在教育训练中向士兵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孤立、打击并挤走了自卫队长文俊(当过伪连长、政治上反动)。整顿自卫队,把一些政治上反动、欺压人民的分子清除出去,然后补充一些“长青学会”会员和基本农民群众为队员。扩大编制,把原来的三十多人逐步扩大为一百多人。搜缴或登记民间枪支以便时机成熟时作为游击队的武器来源。这样,我们就把一支地主武装初步改造成了人民的武装。这支武装,在当时,保卫了地方治安;解放初,安岳一带土匪蜂起时,长河乡却是剿匪的基地,安全的后方。外来土匪奔袭长河乡镇时,自卫队员谢保学英勇牺牲,被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当时,乡长谢溥(火星社”社员)带领自卫队剿匪立功,县人民政府曾颁发奖状,授予长河乡以剿匪模范乡和谢溥以模范乡长的光荣称号。一九五O年一月,安岳县人民政府成立时,就把这支队伍编为县大队的一个中队,谢溥任中队长,仍驻守长河一带,担任附近各乡的剿匪任务。改组乡调解委员会,由乡长担任主任,乡代会主席、付乡长、中心校校长、民政干事担任副主任,还聘请地方上为人正直、能主持公道、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若干人为委员。他们利用这个合法机构,为农民说话,排难解纷。在推行“二五减租”中充分发挥了乡调解委员会的作用。

2.利用合法斗争,抗丁抗粮,废除买壮丁的积弊,采取软磨硬拖方法对付征兵征粮。到解放为止,半年时间内,县政府没有在长河乡征走一个兵,也没有征到粮。取缔以往派自卫队下乡催粮催兵的扰民陋规。改革自筹费征收办法。乡自筹经费从原来的按户征收改为按田亩累进征收。从此,无田者不负担,田少者少负担,田多者累进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收买人心,颁布“二五减租”法令,表面上要乡公所贯彻执行,还派反动官员下乡来“督办”,声言“与佃户协商解决”。我们乡政权则假戏真做,坚决维护减租法令,不予“协商”,一律依“法”减租,维护农民利益。

3.开展统一战线,争取地方势力中比较开明的人士,结交一部分中间人物,用以掩护自己,开展工作。如梁鹤臬(曾任过川军团长,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就是通过其子梁任木的工作而走上拥护共产党的道路的。刘福良虽然任过伪军傅作义部队的少校副官,但他在“长青学会”和任乡长期间,表现较好,解放后安排他参加了政府工作。

 4.掩护革命同志。一九四九年九、十月份,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把“火星社”的王宇栋、屈寿先转移到这里工作。后来,由于国民党川北剿总付司令罗广文部有进驻安岳意图,再加地主分子的告密,我们才不得不把一部分可能引起敌人注意的同志转移出去——梁任木去重庆,王宇栋去泸州,屈寿先回成都,周敦伦去三台。周在三台还当上了川北大学系学生自治会主席,继续从事进步活动。这些隐蔽、转移同志的身分证,是通过乡公所户籍干事文德璋办的。筹集经费营救被捕的同志,如分社接上级筹集经费通知后,社员文显珍卖了十亩田得大洋二百多元,连同一个金戒指,上交给组织。

 5.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如土地占有情况,敌伪军政人员情况,封建势力的武器占有情况,反动会道门的活动情况,农民的经济情况,苛捐杂税情况,知名人士政治态度,盗匪治安状况,农村水利状况,文化教育状况等十个项目。五0年一月,安岳县委建立后,全部调查材料呈交县委书记赵自力手里。

稳定局势,迎接解放,安岳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因我二野路过而得解放,到次年一月五日,一野才派地方干部前来正式接管政权。在其间近一个月的“真空”时间里,安岳分社参加了各界人士组成的安岳解放委员会,文更新任委员。在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文告,维持社会的治安秩序,保存敌伪档案资料,稳定地方局势中,也作了一些工作。

短短九个月(从四九年四月到十二月),安岳分社在长河乡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受了各种考验,发展了组织,积蓄了力量,掌握了革命政权,并运用政权的力量来为农民谋利益,迅速打开局面。这是由于成都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赫赫声威和势如破竹的强大力量,使敌人迅速土崩瓦解,从而使我们在安岳县赢得了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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